《世说新语》所见东晋的名士看上去是人数最多而且最各具特色的，而其背后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做作，虽然如此，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默默无名的小人物，都受到了标榜名士行为之风的熏染。
01淡定背后的隐忍
从《世说新语》看，东晋的名士是越来越淡定，谢安和庾亮作为淡定名士的代表，更显得从容有余，镇安朝野的确需要如此的镇定和风度，但是当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这两位东晋最淡定的名士，也显得不那么从容了。
《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为性命忍俄顷”短短六个字承载了巨大内涵。一个忍字道出了那些从容镇定的来源，为性命而忍则已经失去了淡定的内涵。与当年嵇康临刑前索琴弹之的风度比起来，为性命忍俄顷而表现出的镇定实在是有失水准。
可以看到，东晋的名士所表现出的淡定，大多是一种隐忍，而非真正发自内心的从容镇定，临危不惧。我们不能肯定前代孔融、嵇康、夏侯玄所表现出的淡定是发自内心还是同样缘于隐忍，不过仅从面对死亡的态度上看，东晋虽然出了一大群以淡定著称的名士，却没有几个可以从容面对的。
02隐逸之风盛行
隐士名士群体是普遍存在的，就东晋的情况而言，与其说是隐士名士，不如说是名士的隐逸之风盛行。《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不难看出，有没有隐逸的想法已经成为当时名士评判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但是隐逸的生活不是每个名士都能忍受的。很多名士过着所谓的隐居生活无非是为了求得名声，《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而他们的这种行为也为同时代的隐士所不齿。
不过东晋也不是没有隐士名士，刘驎之就是其代表人物，和前代的名士比起来，刘驎之在文学、经学上并没有显示出很高的造诣，他最大的特点在于志存遁逸，以及对神仙黄老之术有所兴趣。和前代的隐士比起来，为了求名而隐逸的名士历代不能说没有，不过像东晋那么人数众多，且明目张胆的大概仅东晋名士一朝，这也反映了当时为获得名士身份花样百出的世人心态。这类以异求名的方式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汉的东方朔，这大概也是东方朔能被南朝宋人视为名士的原因之一吧。
03京房、管辂和郭璞
京房、管辂和郭璞分别是东汉、曹魏和两晋的名士，且都以《易》学及术数见长。三人的天文、占、相之术应为郭璞最强，管辂次之，京房末之。但这三个人的政治贡献却和以上顺序相反。京房因劝谏元帝远离奸人而获罪致死，管辂也劝谏过何晏、邓飏。
《世说新语·规箴第十》：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郭璞则不敢言，《晋书·郭璞传》：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峤等退，相谓日：“璞对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夺敦魄。今吾等与国家共举大事，而璞云大吉，是为举事必有成也。”于是劝帝讨敦。
这种学术上的精进与政治上的保守性成正比的现象，也说明了两汉以来，名士越来越不敢直言的心态。
04标榜名士行为对社会的熏染
基本上三国两晋的皇帝都是以名士的身份登上皇位的，但这里的“名”更多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上的威名，而非以文学、玄学见长的声名。因而可以称他们为名士皇帝，以突出其皇帝的身份。而东晋则出现了两位皇帝名士，他们身为皇帝（或者皇储）却更像是当时的名士。其一是明帝。
明帝不仅品评名士，还成为了名士评价的对象，《世说新语·方正第五》：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日：“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而且显示出一种对玄学的早悟，以及名士特有的豪爽。
另一位则是孝武帝，《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但著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
孝武帝不但善言理，更有不尊礼法之举，皇帝（或皇位继承人）尚且表现出类似名士的行为，反映了在当时名士是一个人人趋之若鹜的称号，连身为统治者的皇帝也受此风渲染。从王敦、到桓温、桓玄，名士出身武将的在东晋的地位迅速攀升，这与东汉末年、曹魏末年的情况都很相似，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更注重自己名士的身份，而世人也肯定其名士地位，故而《世说新语》中《豪爽第十三》就是专门记载东名士的豪爽。
东汉有个叫荀巨伯的“不知何许人也”的名士，不过至少还有人知道他叫荀巨伯，《世说新语》中有两位东晋名士，连名字都没有。无名氏跻身于《世说新语》之中，说明标榜名士的行为已经渗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之中。
05东晋名士的心态
我们在东晋名士身上看到的最多的是一种“假象”，淡定是“假”的，隐逸是“假”的，连占卜结果都是“假”的，这些“假象"有些源自于对前代名士的模仿，有些出于获得时代肯定的现实需要，连同时代的评论都倾向于更“真”的名士。不难看出东晋社会“真”与“假”的对立与统一。
因为名士是一个人人都想得到的身份，为了表现得与众不同，就要借助于“假”的手段来实现，而这种做作广泛流行之后，“真”的内涵更显得尤为可贵。而无论是“真”还是“假”，名士的风度内涵都被竹林七贤拔高到了一个很难企及的高度，靠真才实学来超越竹林名士几乎不可能，对竹林七贤的仿效也大多停留在表面。
然而东晋名士的外在行为要比竹林名士表现的更夸张，更做作，这主要是因为模仿的人多了，也就不特别了，要想与众不同就必须在程度上和方式上更进一步。这也是东晋士人的普遍心态。
《世说新语》的广泛流传，反映了其内容为当时名士所看重。虽然《世说新语》对人物的选择并不一定按照人物所处时代的价值观，但在魏晋名士风流余韵犹存的刘宋时代，选择者是以欣赏的眼光、同情的心态来衡量取舍的。
收入其中的西汉名士只是具备了某些魏晋风流特质的名士，其悲情色彩和悲剧结局也许是他们被收入《世说新语》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们更像是被追认为道教祖师的老子，只是挂个名而已，和《世说新语》中汉末魏晋的名士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汉末三国时期，东汉士人企图以“德”救国的努力失败后，名士的心态经历了由为公到为私的转变，这也是学术界常说的“个体意识的觉醒”，而对家族、家庭成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