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这一观念，既可以用来表现魏晋时期人的审美理想，又可以作为对该时期文艺批评的一种范式，还可以用来形容这一时期人的精神风貌和典型的社会风尚。然而“魏晋风度”又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的观念。它的产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渊源、精神根源和社会根源，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嬗变过程，后人的接受也不断丰富着它的意义。对这一观念史的考察，当从观念的诞生谈起。
考察世人对魏晋风度表现及其意蕴的接受，可以从魏晋时期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开始。就魏晋风度本身的历史嬗变过程来说，经历了汉末到晋末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虽然其有着精彩的表现和多元深刻的意蕴，但当时人们并没有给后人留下有关“魏晋风度”或者相似概念的表述。如果从这一时期人们留下的言语或作品出发考察这一现象，难免雾里看花。
从这一方面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客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记载上迄汉末、下至晋末士族阶级逸闻轶事的笔记体小说。这不能不说是“魏晋风度”的大幸，也是中国文化的大幸。考察“魏晋风度”这一历史观念，可从《世说新语》开始。“魏晋风度”命题在古代的演变《世说新语》一书，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士人言行、社会风尚、学术思想与历史文化，堪称此时代的缩影。
宗白华先生将这一时代称为“世说新语时代”，而冯友兰先生则把该书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世说新语》的成书直承晋末，加之其文字“间或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的特点，足见是此书在反映魏晋名士风度及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世说新语》中，直接运用“风度”“风流”来评价魏晋士人的言行和精神气质，一共有六次之多。
这些运用“风度”来品评魏晋人物时，已开始深入到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和人格力量，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用类似“魏晋风度”概念化语言评价魏晋人物风度的作品。虽然这些概念化语言不具备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等专门的指称作用，但也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魏晋风度”的内涵及基本精神。是我们考察“魏晋风度”命题演变的不可回避的重要起点。其后，南朝齐梁时代相继出现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以“风骨”和“建安风力”为命题，首开对“魏晋风度”文学观念的专门化论述。
此后，初唐陈子昂、盛唐李白、南宋严羽等人则在文学观念方面，专门总结了“魏晋风度”概念在文学上的表现。盛唐杜甫在《丹青引》有“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的表述，中唐侍僧皎然在《诗式》中拈出了“风流自然”的诗学命题，晚唐司空图在《诗品》中以自然美为出发点，总结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学意境论，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在评价晏殊、欧阳修时更有“风流蕴藉，一时莫及”之叹。
元明清时期，虽有元代士人及晚明文人诗文行为之癫狂，然在概念上对“魏晋风度”进行提炼总结者甚少。直到晚清民初，出于对旧的文体革新的需求，加上魏晋文人与现代文人所处的相似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现代文人开始了对“魏晋风度”命题及其意蕴的大规模研究，时隔年，“魏晋风度”开始了它重大而有力的历史回响。
其后经陈寅恪、唐长孺、刘师培、鲁迅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在不同层面对魏晋风度及其相关问题的阐释，基本完成了对这一命题的现代转换，其潜在的精神意蕴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掘，魏晋风度发展至今，也不断赋予了新的内涵，回想起当时阮籍等竹林七贤不慕名利，洒脱不羁，也正是有识之士所形成的的自然风度，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重大的研究和学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