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作者论争的澄清
蔡铁鹰
《西游记》作者论争的澄清
蔡铁鹰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明万历二十年（），南京一个叫金陵世德堂的书坊开始发售一种新的唐僧取经故事书《西游记》。此书书名前冠有“新刻出像官版大字”字样，全书有一百回之巨，取宋人邵雍《清夜吟》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的二十字分卷，每卷五回，计二十卷——也就是第一卷包括1-5回,称“月字卷”；第二卷包括6-10回，称“到字卷”；……其余依此类推，这是古人图书分册的常用格式。这样的篇幅在当时非常惊人，市面上也只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可以媲美。
原书没有标注作者，只是在标题之后，刻有“华阳洞天主人校”一行。如此行文，当时算是司空见惯，一般说来，无论作者还是书商，都不会对作者的身份认真计较，也算社会风气使然。但书坊主人还是作了一点交待：在书的正文前，有一篇“秣陵陈元之”应邀所作的《序》，其中提到，“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候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由于这几句话以后会反复说到，也由于有些研究者还会误读，所以这里大致翻译一下：
《西游记》这本书，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听说出自当今皇家某位候王的
王府。有人说是王爷的清客幕僚们所为，也有人说是王爷自己所作。
习惯上，研究者们称这段话为“三个或曰”。这三个“或曰”对于作者的交代，在语气中似乎还属于风闻，但话中有因，已经弥足珍贵。
图1：明万历刻本《西游記》（金陵世德堂本）首页
在《西游记》面世的最初几十年间，作者的缺失并没成为问题。明代其他出现在市面上的《西游记》，均属世德堂系统，因而各家翻刻者也都没有考虑作者的问题，一如既往地予以忽略，至多就是循世德堂旧例，称华阳洞天主人校。但到了清初，一位道士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翻刻的《西游记》改名为《西游证道书》，又想当然地臆造出一段发现“古本”的故事，为《西游记》找来了一位名头很大的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为作者。[1]由于清代并无系统的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研究，且翻刻《西游记》的道士都莫名其妙地喜欢从《西游记》的文字情节中寻找修道方式的佐证，因此除少数学者之外，整个清代都奉称丘处机为《西游记》的作者。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鲁迅与胡适等开始用一种比较西化的模式研究中国通俗小说，作者成为解读作品的重要参考因素和重要研究列项。因此当时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乃至《红楼梦》这类的小说，鲁迅和胡适等都作了初步的作者甄别。对于他们那样的学者，把《西游记》植名于丘处机名下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识别的错误。胡适在年完成的《西游记考证》中称[2]：
《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作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丘处机赴军中，处机应命而去，经过一万余里，走了四年，始到军前。当时有一个李志常记载丘处机西行的经历，作成《西游记》二卷。此书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
鲁迅则更在同时期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直斥所谓长春真人之说为“不根之谈”。[3]他们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淮安府志》曾经记载，并经关心乡邦文献的清代学者阮葵生、吴玉搢、丁晏等人考订证实的“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身上。稍后董作宾、郑振铎、赵景深等前辈学者也开始了对吴承恩的研究，赵景深还于年首次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至此，原本在清代学人笔下尚且模糊的吴承恩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
再以后的近百年间，“吴承恩说”占据主流，有关其生平、家世、诗文、道义的资料不断被搜寻出来，其作为一位长期被埋没的伟大文学家的轮廓逐渐清晰，其间数百个版次的各类出版物，基本上也都认可了吴承恩的著作权。但仍然不断有质疑的声音出现，甚至在-年代中还爆发过一次规模甚大，卷入者甚多的争辩，其涉及范围之广，议题之多；所涉人员之众多，阵营之明确，都足以涵括前后。焦点是年章培恒先生集怀疑者观点之大成撰文提出若干怀疑，大要认为清人黄虞稷《千倾堂书目》曾经将《西游记》归入地理类，因而《淮安府志》及其它明清史料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并不能指实为是一本通俗小说，而很可能属于地理游记；写定通俗小说亦即百回本《西游记》的也许另有其人。[4]这一说虽然出现在章先生的笔下，但却代表了一批海内外学者长期郁结在心中的疑虑，所以一经提出，即刻便引起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