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压迫是两种完全相对的力量，但这两种力量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时共存，并处在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之中。主要记录了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名士风采的《世说新语》将这二者的此消彼长记载得十分贴切。
在《世说新语》中，有大量记载那个时期上层阶级日常生活的言辞，婚恋情况作为其中的重点之一，自然也被涉及颇多。按照现代很多人的想法，那个时代的婚恋似乎应当严格遵守门第制度，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客观来说，魏晋时期的婚恋情况是十分矛盾的。
魏晋时期庞大的士族势力为巩固自身权势地位进行联姻
任何一个时代，通过联姻来巩固家族势力都是一个常见的手段，即便魏晋时期政治极度混乱，但也一样没能逃过这个定律。不过，魏晋时期的士族联姻，确实和我们印象中的贵族联姻有所区别。
鉴于魏晋时期朝廷名义上的统治者——皇帝已经丧失了对朝廷的实际控制权，所以魏晋时期的士族对和皇室联姻这件事并不热衷。而统治者会丧失对朝廷的实际控制权，也和士族之间的联姻脱不开关系。
一开始，统治者只是势弱而已，远没有到做“吉祥物”的地步。但眼见统治者靠不住的士族们为求自救，开始致力于通过大量联姻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久而久之，士族间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用牢不可破来形容也不为过。
在士族的关系网面前，皇室的力量不足为惧，甚至皇室有时还会通过和士族进行联姻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名声和利益。然而作为联姻的另一方，士族在挑选同皇室联姻的对象时，并不会特别在意。
很多魏晋时期娶了公主的士族子弟，无论在才学胆识方面，还是家族地位方面，都只是家族中很普通的存在。由此可见士族对和皇室联姻这件事的真实态度。
真正让士族在意的，是士族和士族之间的联姻。他们之间的联姻主要分为三种：和更高等级的士族联姻、和同等级的士族联姻、和比自己低等级的士族联姻。
著名的“坦腹东床”事件，其实就是一个士族为寻求和更高等级的士族联姻而主动低头求姻缘的故事。这个事件的主人公之一郗鉴之所以看好王羲之作自己的女婿，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才华和坦诚的态度。
事实上，王羲之之所以坦腹相对，主要是因为他瞧不上郗鉴的门第。王羲之所在的王家，要比郗鉴的家族等级高很多。只不过郗家在军事上有很大的力量，这才有了和王家联姻的机会。
正因如此，即便王羲之的态度如此轻蔑，看好他在家族中地位和才能的郗鉴仍然愿意选他作为自己的女婿。魏晋时期士族间的联姻对等级的看重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等级之外，魏晋时期士族间还存在其他的一些鄙视链：老士族鄙视新士族，认为他们根基不稳不足以称之为士族；南方士族鄙视北方士族，这个主要源于当时南方人对北方人的偏见……
魏晋时期绝大多数的士族在选择姻亲时，只会在士族和皇室中做选择，但也有少部分士族会将目光投向寒族子弟。当然，这些人在和寒族进行联姻时，也有很多条件。
寒族通过和士族通婚的方式来获得向上晋升阶级的渠道
在士族和寒族的联姻关系中，寒族显然是获利更多的一方。毕竟魏晋时期是典型的政治极度混乱时期，寒族想要通过正规的方式晋升阶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士族一方，只需要维持现状就可以了。
为了说服士族联姻，寒族往往会做出很大的让步，选出族中最有出息的男子作为联姻对象，同时给予士族联姻女子极高的家庭地位。但这样的条件并不能够打动士族，甚至会遭来士族的白眼。
不过士族也不是完全拒绝和寒族联姻这件事的，他们对联姻的基础要求是：只许“入”，不许“出”。在注重血统纯正和姓氏归属权的古代，女子出嫁即为“出”，而男子娶妻就是“入”。
因为女子嫁入别家，所生子女只能继承夫家的姓氏，在古人眼中，此时的女子已经是夫家的人了，她的子女自然也不属于自己原本的家族了。如果士族女子嫁入寒族，那么就会直接导致她的后代也只能归属到寒族一列。
对于士族而言，这样的阶级降级是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的。
但男子娶妻时选择寒族女子，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了。能够和士族攀亲的寒族，往往是“新贵”，虽然没有士族的强大关系网，但也已经凭借自己的能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这样的势力结亲，并不是一件坏事。
同时，很多士族的子弟中未必有能担大任者，而靠自己拼搏上来的寒族子弟通常更为出色一些。通过让士族男子娶寒族女子的方式，可以让士族子弟和这些出色的寒族子弟成为郎舅关系，这样一来，既可以保证血统不外流，又可以得到寒族的助力，何乐而不为呢？
与此同时，能够被挑选出来送到士族联姻的女子，通常是整个寒族中的翘楚，在相夫教子方面必定也是寒族中第一等的人选。虽然寒族女子在血统上不能满足士族的标准，但极高的个人素养也算是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那些被寒族选出送到士族联姻的女子，从世俗的眼光看，或许是幸运的。但从个人境遇来看，或许反而因为自己的优秀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因为她们嫁入“豪门”后的生活，往往并不乐观。
虽然士族愿意同寒族联姻，但这些被送到士族联姻的女子，绝大多数只能做妾，古代妾室的境遇，不言自喻。而且因为是高嫁，这些女子在婆家的地位通常很低，经常受到士族内部的排挤。本就有求于士族的娘家，自然也不可能为她出头。
换句话说，这样的女子只不过是这场联姻中的牺牲品而已，没有人会在乎她们的感受。
女性地位的提高带来了少数高门之女自由恋爱的可能性
从上述这些内容中，不难发现魏晋时期士族间婚恋观的严苛，然而《世说新语》却同样也介绍了一些这个时期高门之女自由恋爱的案例。这些案例直接地展示出了那个时期自由的一面，和士族间严苛且严格执行的婚恋观并存。
如果一定要为这互相矛盾的二者能够在同一时期共存找一个原因的话，想必就是时局混乱的缘故了。因为皇权不稳，所以士族会挖空心思设法保全自己，严苛的婚恋观自然随之诞生。
然而这种只存在于士族内部，没有明文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在那个连律法都未必能够保证执行力的时代，必定也会被很多人抵制和厌恶。既没有明文规定，又没有强制性的外界力量干预，这样的婚恋观在某些特例上没能维持住也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魏晋时期，政局混乱，儒学势弱，很多封建礼教的内容都被人们所摒弃，“女子三从四德”等内容自然也不例外。而且魏晋时期属于民族大融合时期，社会风气因此较为开放，对女子也更宽容。在这样的背景下，女子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虽然也有为了家族牺牲自己幸福的寒族女子存在，但同样也有很多敢于为自己的幸福争取的高门女子存在。即便很多女子最终没能如愿争取到自己想要的婚姻生活，但她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也不会选择自怨自艾，反而会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些自由恋爱的特例。比如出身士族的贾充之女看上了寒门学子韩寿，甚至和韩寿多次私下约会，这样的事情本是那个时代所不能容的，但贾充之女最后却如愿和韩寿结为了夫妻。
贾充之女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她的父亲比较开明，还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同时贾充本人和韩寿的私交不错，认为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这样的例子在魏晋时期只是特例，但也足以证明那个时期的女性，尤其是高门之女，是有自由恋爱并修成正果的可能性的。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时代和家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
除了自由恋爱外，魏晋时期还有一些女性在嫁人后，依靠自己的管家才能或品性得到了婆家的认可，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这也是魏晋时期女性解放自身的一种表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这样的特殊时期，本就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不同寻常的事情，矛盾婚恋观的存在也并不是没有原因可循的。面对历史，只要理性思考和分析，总会找出其中很多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