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邵，字孔才，邯郸人。生年不详，约卒于公元年，三国时期文学家和哲学家。刘邵在汉末曾任计吏。有一次赴京公干时，太史推算元旦有日。群臣纷纷建议元旦那天“废朝”、“却会”，以消除灾难，只有刘邵力排众议，指出，如果君主贤明，就不必耽心自然兆象会妨害朝政。
其才识渐为人知。建安中，拜为太子含人，经御史大夫都究推荐，征召迁秘书郎。入曹魏后，刘邵任尚书郎、散骑侍郎。诏收集五经群书，予以分门别类，编成《皇览》一书。后出任陈留（今开封属地）太守。到任后“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复征拜骑都尉。
刘学识渊博，魏青龙年间，朝廷下诏“博求众贤”，散骑特郎夏侯惠极力推荐他，说：“若此人，宜辅翼机事，纳谋韩醒，当与国道俱隆。”不久，又奉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著《乐论》十四篇。正始年间，刘赐爵关内候。
大约此时刘已“专执经讲学”了。作为学者，刘邵的可谓著作等身，除了上述著作外，尚有《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其中以《人物志》的影响尤巨，在这部早期著作中，刘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角度，对人才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刘认为“人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明确地指出识别人才的重要：“知人知智则众才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其次，他提出选拔人才的标准应是有“德”有“法”，即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才是最佳人选。三是指出成才的三个条件，即个人努力、识者选用、环境适宜，三者合一，才能使人成才并能发挥作用。
并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一些鉴别人才的方法。这些论点，虽因时代局限，不免带有片面性，但他注重人才的识别任用，注意人才使用与政局的关系，注意使用中的德行和才智考察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实际功用，即使对后世也不无借鉴之处。
总之，《人物志》是探研我国古代人事制度的较早较完备的著作，资料价值不非。另外，对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之形成，《人物志》也起了开启作用。
作为文学家，刘邵的主要作品是“三都赋”，即《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可惜此二赋早供，只有《赵都赋》尚存片断，一斑窥豹。《赵都赋》尽管是骈文，写得却很酣畅，词藻峻峭而气势却极雄郁。赋中描写的当时以邯郸为中心的山川形势和社会活动场面，颇可作史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