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乔曲知府生平及其家风尘封的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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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知府何许人也?这个问题萦系我心中60多年了,一直无解。小时候常与母亲回她的娘家——伏虎柿儿垭村赵家嘴,来来去去总要经过一座小石桥,旁边不远处两排房子形成一段街道。母亲告诉我,说这个场因这座桥而得名,叫曲家桥,是这儿的一个知府老爷修的。这条沟上下许多人都姓曲,是曲知府的后人。长大后,在伏虎地区关于曲知府的传说听了不少,什么“石锣对石鼓,曲家出知府”,什么“断案如神,剑斩毒蛇”,等等,至于曲知府叫什么名字?何处当知府?什么朝代的事?具体情况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去年,我得到一本西华师大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和南部县地方志办公室联合整理的《同治增修南部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其中载有不少曲知府的资料。这令我欣喜若狂!细细研读,结合民间传说,拂去历史烟尘,两百多年前的曲知府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久考不入优选拔贡

曲知府本名阜昌,字鲁瞻(又作鲁斋),乾隆三年(),出生于柳驿乡龟子包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上几代都是乡间缙绅、饱学之士。阜昌自小就是“学霸”,《墓志铭》说他“生而敏异,年弱冠,蜚声庠序,无不知名”。27岁参加省乡试,得中举人。鉴于“南邑无书院,阜昌率士创建,寒素赖之。”他一边办学,授业解惑,一边备考,攻取进士。

古代的读书人无一不信奉“学而优则仕”,参加科举考试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底层”通过苦读考试可以升至“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虚妄。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一级更比一级难,阜昌的科举之路也并不平坦。中举后的第二年春天便赶赴京城参加会试,可是一连考了7次,滞留京城16载,“无如命与才违,命愈苦,志愈坚”,无缘进士。43岁时,终因考官“钦其人品,心术才辩,光明爽直”而挑选为“拔贡”。

明清时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分两个层面进行的。首先是通过多层次的科场考试,获取入仕做官的资格,其次是层层举荐。生员可以经优选进入太学,称“贡生”,到国家最高学府读书。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副贡、优贡五种。乾隆三十年(),阜昌“蒙大挑,名列第一”。就是说他被选为“拔贡”,登贤书了,具有了可任七品小京官、知县、教谕等职的资格。当然,获得拔贡并不容易,每12年才选拔一次,名额很有限,所以称为“大挑”。省一级也可拔贡,每三年由省学政考后,会同巡抚保送优秀生员2至6人。阜昌为文“浑灏沉雄”,可惜其诗文无存。《县志》仅存文一篇诗二首。其中一首是他进京赶考取道阆中,路过万年垭写的《新春北上早行过万年垭留杜公怀仁里》:“早发鸡鸣里,千山宿雾中。寒云开岭北,初日上天东。歌舞新年酒,龙灯故里风。我行将北上,借达主人翁。”果然文字清新,入情于景,功底不凡。

曲阜昌返里前新修的这座楼房非常普通,如今犹存

入仕卅载官声隆隆

阜昌成为拔贡后,被朝廷派往浙江金华府武义县任县篆,不久提升为温州府瑞安知县。第二年,阜昌将家眷全部接到瑞安居住。瑞安临海,百姓饱受海盗掠侵,阜昌威德并施,使宵小敛迹,百姓安居乐业。阜昌奉公洁己,爱士恤民,政声卓著。温州府有7个县,各县印务均由阜昌办理,工作量很大,他频繁奔走处理事务,十分忙碌和劳累,但从未误过一件事。

阜昌思维缜密,勤于思考,是个勘审疑案的高手。试举一例:平阳县令得到举报,知通缉犯林某将宿本城,届时全城戒严,将平阳一平民抓捕打得体无完肤。县令上报说抓到了林某,参加审讯的官员无一异议。等到阜昌参与复审,他坚持认为这是诬陷,不肯签字。上级斥其书生之见,将追究。不日,省里文书下达,通报林犯已被缉拿,并未潜入浙省。真象大白,上级转而器重有加。

乾隆五十年(),父在瑞安去世。第二年阜昌扶柩回乡,守孝三年满赴选,抽签到山西乡宁县,旋改调江西贵溪县任知县。这个县繁乱不堪,前任亏空严重,留下一个烂摊子。他到任一个月把全部积案处理清楚,欢声遍野;第二年,县民在他的感召下代补亏空,使仓库谷满;他劝民耕种,抑恶扬善,令民气欣然;他兴教延师,使学风蔚然一新。江西有溺水婴旧俗,他出示严禁,设育婴堂捐廉,养活婴儿数百个。上级考核政绩,在江西13郡的县令中,阜昌名列第一。嘉庆七年(),阜昌升任九江府同知,离开贵溪那天,民众夹道数里饯别,悲泣相送,拉住车辕,依依不舍。文人雅士赋诗表意在所难免,其中李鼎元《怀贵溪明府曲鲁瞻》写道:“老吏悃愊姿,牧马去其害。廉慈畏人知,十考无殿最。岁稔狱讼稀,官久风俗泰,相忆折远梅,寒月江心大。”对父母官的久考不售、低调为人,造福贵溪,有感叹,有赞颂,有谢忱,各种复杂的情绪溢于言表。

赴任九江半年后,上级派去陕西帮助押解军粮船进京,完成任务后回到省里,即留省协办通都巨案。凡疑虑难判之事,别的官员束手无策,一经他审理剖析,迎刃而解。后来,他两次担任南康府太守,同样受到广泛赞誉。南康是朱考亭(朱熹别称)故地,庐山在其境内,有五老峰,人们推崇朱熹,称他为六老,建六老堂。曲公来彼深得民心,被列为七老。离任时仍有不少赠诗,帅寿昌(嘉庆十九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官)《送鲁瞻太守之南康任》最有代表性:

西蜀峨眉绝代雄,三苏老去又生公。

何时噉薤来江右,曾说飞凫过浙东。

课最三年居上上,官声十载本隆隆。

一朝特旨除司马,照见循良有朴忠。

花骏簇拥虎符新,琴鹤相随不厌贫。

彭蠡何缘能借寇,浔阳有脚尚思春。

公明校士栽桃李,爱养关心眷子民。

五老云中开口笑,晦庵过后见斯人。

把曲公与三苏、白居易(江州司马)、彭蠡(朱子门生、宋吏部尚书)、朱熹(别号晦庵)相提并论,可见士民对他的尊崇和爱戴了。

吉安府任职,繁杂事远超它郡,前任积案多宗,上级要求五个月结清。曲公仅费时三月,办案神速,于是,人民称他是“神君”。上司更加欣赏他的才干,保举授饶州府知府(饶州即今之上饶市,当时州治在鄱阳;知府亦即太守,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在任三年,学界尊为师长,百姓视作父母,从无刑讯,监狱空空。但他已经74岁了,倦鸟思归,因病告老乞休。嘉庆十七年(),获准离任回乡。饶州民众实在舍不得,“去之日,不惟合郡士庶献诗歌、酌杯斚,沿途饯送,并前所任贵溪、九江、南康、吉安诸父老,皆跋涉远来,与使君别。其攀辕悲泣,依依不舍者,亦如曩昔。”

曲阜昌多地为官31年,最后一任是知府,故家乡人称他为曲知府。他是个廉吏、能官、纯臣,两袖清风,回到家没有几件值钱的东西,深受故乡人民称道。退职还乡后,因子孙几代人口众多,老屋住不下了,便移住曲家桥下沟(曲家桥村4社)新修的住宅。这套新房可能是他守闕三年期间在家置地兴修的。祖居地(龟子包村5、6、7社)的人口拥挤,连一块宽阔的宅基地也不易找到了,他便去两里地外的冯家湾买了一块山坡地辟为宅基,依山拾级而建,前厅后石房,四水倒场。如今,前厅长排房犹存,看得出是一座非常简单和普通的民居,一楼前方留出的风雨阶檐很扁窄,二楼也不高。房主并不宽裕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证。

为纪念和表彰他的功绩,族人在他新房的冯家湾里修了个庙宇,名命曲家庵,大堂内供奉了曲法兴和他的塑像,既作祠堂,又作学堂。它的名气不断扩大,以至成为了地名,让“曲家庵”取代了冯家湾。

屈原后裔家风绵延

《县志》p记载:“南邑屈氏,其先由江西吉安入蜀,本三闾大夫之苗裔也。”康熙年间,族间屈文星也是“学霸”,但也是久考不入。一位考官对他说:“文星岂可屈耶?久困诸,生或姓之累。”于是,用红笔将屈字改为曲。改姓后果然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子科()考中举人。“数传至曲阜昌,历官饶州大守,以循良称。”柳驿曲氏家族系屈原后裔,确凿无疑。屈原,开创骚体,一代文豪,先秦大儒,忠君爱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精入骨髓,他的后辈儿孙,继承衣钵,代代相传。来到南部柳驿这一支脉,仍耕读传家,奋发向上,文脉昌盛。曲文星之前,《县志》有名在册的有三人:一是顺治十七年()庚子科考中举人的曲和赓;一是恩贡曲经;三是顺治时的方士异人曲盛聘,号法兴,《县志》上说他“清静修炼,言休咎多验。凡祈睛祷雨,无不辄应。远近有疾疚者,呼其名,默视即愈。”民间传说他“能用筛子端水,把柳叶撒进水里便成了鱼。”与同时的玉台人贾法正都被传为神人,名气很大。又传说曲法兴的女儿为试父亲的道法,装神弄鬼到对面山垭上学鬼嚎叫,村民说输你作法把鬼杀掉!一阵迷雾飘来,曲法兴法眼虽亮却没看清是女儿,顺手扯条路边的扁茅草作刀,隔空遥挥两下女儿就倒下了。他误杀了女儿,晚年遭报应,眼睛就瞎了。

曲氏家族素有崇德重学的传统,代有才人,但却不张扬于世。从文星中年中举的年代()与阜昌父亲生年(康熙四十六年,即)推算,文星可能与阜昌的祖父是兄弟。祖父曲文晖,也是一生隐居乡间穷研程朱理学的大儒,始终保持恭敬、勤学、深思、严谨的治学态度。因此,在川北颇有影响,学者尊崇,趋之若骛。在祖父的教育栽培下,父亲曲恒士(字子健)除了“得其渊源之粹,其文以程、朱之理,运欧、曾之气,戛然独造”,还精通算术,设馆教徒。其父很注重自身的修养与道德追求,客观上是受益于严明的家规和敦厚家风的长期调教,在文学上他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文风要平实,言之有物,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同时也特别推崇“三袁”(湖北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兄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倡导文学革新,力挽明朝以来文坛复古弊习和模拟颓风。他自己虽无功名,屈居乡间,命运坎坷,但毫无不平心态,只管悉心教授。在他的指点下,不少学生皆成名士,自己终成一代名师,使曲氏家族的人文家风名扬川北。

阜昌出类拔萃,正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一路成长起来的。主观上得益于自身的修养与道德追求,客观上确是受益于严明家规和敦厚家风的长期调教。中举后,父亲没有沾沾自喜,亲自为儿子收拾行装,敦勉北上。阜昌屡战屡败,父亲次次加油打气,安排儿媳陪同进京伴读,完全解除儿子的后顾之忧。阜昌知瑞安县事,父立即致信谆谆教诲:“居敬穷理,吾所以教汝,即汝祖所以教吾也。程朱道学,绩著循良,盖世勋名,枢机一心耳。汝为吏,尚念汝祖训乎!倘以苛察为明,严能为干,善承迎为识时务,工朘削为饶吏才者,吾不至任也。”如何做官?开宗明义四个字:居敬穷理。这是家学中一以贯之的程朱理学教条,是一种绝佳的自我道德修养方法:自己保持谨慎敬重的态度,对事物要探究它的道理。正面反面都予以点拨。最后措词严厉,予以誓告:如果以苛刻严酷、善于巴结、工于盘剥为能事,成为如此多才的官吏,我不会去你那儿的!第二年,阜昌接父至瑞安,早晚问安。牢记洁己为民,穿粗布吃杂粮。每次审案,父在堂后听察,稍有差错,退堂后父必以理训导。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乾隆在乾清宫第一次办千叟宴,全国60岁以上赴京参加者多人,设宴席。恒士公这年78岁,风烛残年,估计未去参宴。为表皇恩浩荡,乾隆大封群臣家属。敕封阜昌父文林郎、朝议大夫。夫人诰封恭人,祖父祖母亦有貤赠。当年,恒士公辞世。第二年,阜昌扶柩回乡,服阙三年。

恒士公学问纯粹,著有讲义及文集数十卷,质量很高。家虽贫,却很孝顺,曾服丧三年不除孝服。恒士是四兄弟,他居二,妻赵氏,生五子:阜瑞(早卒)、契韶、阜昌、赞韶、相韶。

有其父必有其子,良好家风代代相传。阜昌的子孙均求学进德,学有所成。妻范氏生二子:长子曲曜,字映垣,诚实忠厚,秉承家学,奋发求知。22岁随父至瑞安,博览经史。回原籍应试,未中举人,按例举贡,候选教谕。父公务太多忙不过来,致信催曜来贵溪,乘船在通岭遇险,船破水盈舱,人仅露头,顺流5里方得救。其后,他一直协助父亲处理文案狱情。他秉公执法,做事细致周详,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父任九江司马,命曜送家眷返川。回乡后修缮屋宇,整理田园,劳碌过度,得咯血症。嘉庆十三年()曜遵父嘱从陆路赶往饶州仍作助手。童生考试,随棚阅卷,忽中风而亡。曜传承了良好家风,从不假父官势,淡然处事,清廉自律,管仓库不名一文,服公务竭力佐理,与父一样循良方正,品行高洁,孝亲友悌享誉乡里。懂经济,会理财,诗文也写得好。“嘉庆元年(,时年35岁),举孝廉方正,辞不就。”《县志》收存他的诗作三首,其代表作是赞颂乡人陈琮(字韫山,玉镇乡人,世称陈道台,治水专家)的《题永定观察使陈韫山公行看子》:

披图不觉泪潸然,回首春风二十年。

心血呕完臣自瞑,论功应合画凌烟。

写真偏爱写林泉,也想逍遥自在天。

遭际正逢尧舜日,那容公作地行仙。

曲阜昌出生地的老屋如今只剩下这断壁残垣了

曜经多年历练已能独挡一面,候选期间英年早逝,仅49岁,未得施展才干,实在可惜!膝下六子:长子諴和,道光五年()拔贡,署新繁县教谕。后回南部掌教鳌峰书院,品行端方,循循善诱。道光元年参与文庙修缮,首倡修纂县志,担任分修,书成而卒。次子鸣和,先任新繁县教谕,旋擢贵州清溪县知县。鸣和在贵州是个清官,他去贵州赴任,囊空如洗,好友孙礼(字型庵)借千金助之。“不数年,鸣和卒于官,官囊空乏,毫厘莫偿,礼亦不介意”。其余四子:鼎和、羹和、修和、燮和全都入塾学习,成为有文化的人。曲曜去世时膝下三孙:敦彝、敦典、敦礼。

阜昌公次子曲瀛,字海观,庠生,翰林院孔目(类似图书管理员)。“淹博风雅,节俭恭让。嘉庆甲戍、乙亥(、)岁大饥,瀛乃典衣倾笥,赈族里之贫乏者。”

阜昌公的妻子范氏(-)幼时也读圣贤之书,有大家闺秀风范。她比阜昌大8岁,到曲家后瑾遵母训,心怀慈善,虽家徒四壁,劝读丈夫,通夜织布,白天耕种十多亩地,穿粗布勤俭持家,来了客人即使典当金钏也要殷勤招待。吃得苦,明事理,埋头拚命创家业,温良贤惠传遍乡间。无论阜昌设馆课徒,上京备考,还是外省为官,她始终是贤内助,操持家务,“堂上甘旨无少缺”,教育子孙,始终艰苦朴素,安静恬淡。在家乡在官衙在鄱阳湖一带均受人尊重,声名远播。

一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它历经许多人的呵护与打磨,在漫长时光中悄无声息地积淀,经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虽未给孩子留下万倾家产,但却为孩子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命脉。曲氏家族的家风传承向后人明白昭示:教育形成一笔最贵的不动产,比留给子孙千金万银管用。生生不息的书香传承,靠的是浸透血脉的穷则思变的精神力量驱动和深厚的家学渊源、良好家风的熏陶感染。《县志》载入的曲氏贤良还有曲经、曲纬、曲有澄、曲尽纯等,到同治年间为止。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这百年间,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废江河万古流。省武警总队边防局政委、宁波海警水面警察学院海军政委曲清贵、成都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曲清荣、考入清华大学后留校研究开发计算机的曲成彦,都是曲氏的翘楚,令族人引以为骄傲。

轶闻趣事至今流传

近现代的南部曲氏因知府的官声而显,阜昌虽远在江西为官三十年,但他的家乡观念很重,一直与家乡保持紧密联系。因此,故事传说不少。

石锣对石鼓,曲家出知府。民间自来相信风水,一方出贵人名人伟人,总会有与风水相连的预兆显示或轶闻传说。曲家左侧的冯家大山五色垭山嘴上有一天然的大圆石,形状如鼓;右侧羊尔垭上也有一圆形的麻石,直经2米有余,形状如锣。因此,一直流行“石锣对石鼓必定出知府”的民间传说,后来,果然印证,口传稍作改动,传播更为响亮,直至今天。

斩蛇明冤。曲知府断案如神,有曲青天之称。据说,一对新婚夫妇洞房之夜丈新郎半夜毙命,两家都是发财人,吵得不可开交。男家告至公堂,断定是谋夫案。曲公问明案情后去现场勘察,发现洞房是个地镇楼,问新娘,新郎告知:新郎抽烟,抽毕每次都顺手将烟袋放于楼板。曲公觉得蹊跷,叫人撬开楼板。一大蛇伸头,曲公随从抽出宝剑将蛇斩杀。原来,这支毒蛇从板缝中伸出舌头(信子)吮吸烟袋嘴上的烟味,烟袋嘴上粘上毒汁,致新郎再吸时中毒。原因查明,矛盾化解。但曲公为错斩大蛇而自责:蛇非有意而为,罪不至死。

一窑瓷器。曲公在饶州深得民心,离任返乡前,当地民众总想送他一点礼物。有人准备了一对笔直的柏木轿杆送去,曲公笑了:“我家乡满山遍岭都是这个东西,当柴烧呢。”有人送去胡豆,曲公又笑了:“我家乡遍地种的都是这个东西,用来喂马呢。”有人送去红苕,曲公大笑:“我家乡遍山满地都是这个东西,用来喂猪呢。”不管送什么,曲公都婉言拒绝。当地官民知道曲公两袖清风,什么都不肯接受,以为所说的理由不过是托词而已。于是等他离去后,在饶州府浮梁县下辖的瓷都景德镇给他专门烧制了一窑瓷器。盛情难却,但他坚持付钱,否则不受。一队人马长途跋涉送至他家,见山上全是柏树,田边地角种满胡豆,遍坡栽满红苕,方知曲公并非戏言。曲公深感不安,热情款待并送走送行人马后,得瓷器分送族人,每家都分有杯盘碗盏。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一些家庭还有碗碟存留。年,曲清阳挖茅坑,挖出一堆青花瓷器,雪白,社员们不知它的来历,更不知珍贵,用锄头乱敲一气,打得粉碎。据长者说,这窑瓷器中有一个玉石盘,放鲜肉三四天都不变味,被族人奉为神物。

桂花神树

曲公在瑞安任上接连两次丁忧(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他从瑞安带回两支桂花树苗,亲手栽于房前右侧的空地上,一棵金桂,一棵银桂。转眼年过去了,银桂早己枯死,留下金桂,树干皲裂、扭曲、空洞,几次接近死亡。但一次又一次挣扎,枯干上发出新枝,金秋时节,仍亭亭如盖、花繁叶茂、香飘悠悠。曲氏子孙视为神树,把它看作知府先人的化身,逢年过节,升学参军,结婚祝寿等喜庆吉事,都要到树下燃放鞭炮,给桂树披红挂彩。

桅杆墩屹立百年。曲家老宅前曾高高屹立有四根桅杆,如今50岁以上的族人都见过桅杆墩,那可是曲氏家族荣耀的象征。桅杆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产物,古时候一旦考取了功名,就可以在自家大门左右对称地竖立桅杆。每根桅杆之上可以套斗,套斗的数量是有规矩的,考中了举人,只能套一个斗,称作“单斗桅杆”,如果考中进士,就可以套二个斗,称为“双斗桅杆”,桅杆可以光耀门楣,所以桅杆称为“楣”。即民间说法是:一斗为举人,二斗为进士。桅杆多在家族宗庙、屋前竖立,一般高约5至6米,最高可达10余米,底座(墩)分四角,六角和八角等样式,秀才底座凿成四角,举人为六角,进士和四品官位以上的为八角形状。曲家先后出过曲和赓、曲文星、曲阜昌三位举人,贡士曲阜昌、曲经、曲諴和、曲纬以及封荫的曲文晖、曲恒士、曲曜,在族间都是有竖立桅杆的资格的。

资源来源:

1、《同治增修南部县志》:

卷之十五·卷之二十三·人物志

卷之二十五·杂类志

卷之二十九·卷之三十·艺文志:周作孚《送曲太守解组归田序》

嘉玉振《敕赠文林郎子健曲公墓志铭》

王应眧《朝议大夫饶州知府鲁瞻曲公墓志铭》

王应眧《曲母范老恭人墓志铭》

孙宗承《皇清敕授修职郎候选儒学教谕映垣曲生墓志铭》

2、龟子包村、曲家桥村采访族人曲清召、曲成彪、赵永昌

作者简介:刘松乔,四川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南部县政协文史员,南部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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