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靳飞张伯驹立像张伯驹之自题“丛碧山房”三友图卷旧时北京盐业银行◎靳飞
我对于张伯驹之兴趣，始之于更早的八十年代中期，最初知道张伯驹其人是因为我的京剧的老师叶盛长先生。叶盛长先生年轻时，曾经是张伯驹的忠实追随者，当然，也跟着张伯驹先生而受到“牵误”。其后，我的文学方面的老师张中行先生，在他的成名之作《负暄琐话》里也写到张伯驹。我遂动手搜集这些写张伯驹的文章，复印装订成册，还请了张中行先生题签。这一阶段，我对于张伯驹的认识，仍是在于“传奇”。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异乡的东京读到张伯驹《丛碧书画录》序里所云，“（中国书画珍宝）自鼎革以还，内府失散，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之所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我心中突然充满着无限的感动。我发愿不向政府申报一分钱经费，以一己之薄力，为伯驹先生留一部信史，是为我之张伯驹研究的真正开端。
年初，拙著《茶禅一味》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印出，引起不错的反响，销售也很成功。编辑曾永辰问我，你还能写什么？我说，写张伯驹如何？曾永辰当即就说“好”，要我马上动笔。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我是说了大话。写，心里含糊，是写不了的；哪怕是用些技巧，把含糊的地方遮盖过去，仍是心虚。我为百花社写张伯驹，写到中途就因为无法克制心虚而停了下来，决意还是先作年谱的好。
这部《张伯驹年谱》里，事实上套写了一部《张镇芳年谱》
无论怎样写张伯驹，伯驹的家世总是躲不过去的。伯驹的家世之中，嗣父张镇芳又是其中关键。张镇芳是清末民初北洋财阀的代表人物之一，北洋军阀的事迹在前台，较为显见；财阀的作用在后台，较为隐秘，因此要弄清楚张镇芳在彼时的作为与影响，包括张镇芳与袁世凯之间的真实关系，这都是要费一番工夫的。
《年谱》里关于张镇芳的资料来源有三。
其一是通常的档案文献，如《清代职官年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民国人物碑传集》，以及袁世凯《道员张镇芳请饬交军机处存记片》等。记得互联网还未普及时，我要查张镇芳考中进士的情况，特地跑到北京孔庙去找光绪壬辰科进士题名碑。其碑就在孔庙大门左侧不远处，保存完好。我趴在碑上，一个一个人头数出来，张考中的是第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那一科颇多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蔡元培、汤寿潜、张元济、沈宝琛、周学铭、赵启霖、胡嗣瑷、朱家宝，等等。我越数越觉遗憾，想到这些人的事迹，都是值得做出记录的。
资料来源之二，是张伯驹的回忆。伯驹留下文字不多，叙其家世部分，主要集中在《盐业银行与我家》《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及在共和国初其在法院上的自述。伯驹回忆的价值自然是无话可说的，不过，伯驹回忆多有不确切处，兼之要为尊者讳，许多重要事件都轻描淡写过去。这部分资料，需要小心翼翼使用，不可轻易照单全收。譬如，伯驹说父亲参与张勋复辟是出于“忠于故主”，这就不可信。清末易代之际，张镇芳以署理直隶总督衔领衔通电，逼迫清廷退位，仅此一事，足以证明伯驹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资料三，是碰运气。日常读书，无意之中，多有意外发现。譬如张镇芳生日的具体日期，其原配夫人智氏去世时间，就都是这样确认的。现在知识界抄袭、“洗稿”之风太盛，我暂不公开具体出处，等看到他们抄袭时，我再去质问他们，且看他们怎样回答我。
经过这样的努力，这部《张伯驹年谱》里，事实上是套写了一部《张镇芳年谱》的，这可算是额外的收获。
被张伯驹与梅兰芳“逼上梁山”，误打误撞进入到金融这一全新领域
有了《张镇芳年谱》，张伯驹就有了清晰的来路，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伯驹的财富源出何处。但是，既是张伯驹年谱，则伯驹早期经历，亦不可阙失。张伯驹在年秋曾陪伴袁世凯诸子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其间又于课外受教于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严修。伯驹非常重视这一资历，晚年诗有“犹忆春风戒酒楼”之句，表明对于严修的深切怀念。那么，严修对于张伯驹，是否留有记录呢？
早在年初，我即得到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严修日记》的消息，却因为尚未动手作年谱，所以没有及时购入。年谱开工之后，觉得躲不过去了，于是四处搜求《严修日记》。正所谓无巧不成书，我请一位友人到中国书店去打听，中国书店的于姓负责人回应说：“没想到还真有人要找这样的书。”随即从库房将书找出，而且爽快地把价值元的整套书送给了我。
待到拿到书，我是既喜又惊，湟湟四大巨册影印本，米粒大的小字，密密麻麻，能读下来就是个浩大的工程。然而，为了伯驹年谱，也为了中国书店的豪爽，我强迫自己举着放大镜通读一遍。尽管从中摘出的资料，用于年谱的不过百十余字，但就是这百十字，清清楚楚地记述了张伯驹与袁氏诸子在天津就读的起止时间，而且可以体会到，严修对于少年伯驹，亦是青眼有加的。
类似《严修日记》这样大部头的资料，阅读固然困难，却还不算最难的。编著年谱遇到的最难问题是，张伯驹一生供职银行，其在银行的活动和记录，是无法回避的。我在查找相关银行资料时，面对银行账本与各种专业术语，立即意识到踏入了自己的知识盲区，根本读不下来这些资料。如果装装糊涂，引一些张伯驹的自述，也可以蒙混过关。可是，其中涉及伯驹与银行界人物的关系，以及对于相关人物的评价，譬如曾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与王绍贤，张伯驹的经历与收藏，与他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我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在中国银行档案里，发现两条重要线索，一是梅兰芳成为中国银行股东的记录，一是齐如山向中国银行借款的记录。梅兰芳及其身边的“梅党”，也一直是我的研究对象，偏偏“梅党”成员里，也有一大部分是任职于银行。我由此意识到，研究张伯驹与研究梅兰芳，银行都是躲不过去的一关。这样，暂时把两项研究工作搁置起来，用了三四年时间，开始从头学习金融知识，学习看银行账本，购置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金融）》等大型工具书，着手从中梳理近现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脉络。
有趣的是，我居然被这个新课题迷住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通过阅读银行账本，我发现这是一座未经开垦的宝库，是观察近现代历史的崭新视角，呆板的账本里，竟然隐藏着无数真实的历史细节，隐藏着无数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动关系。现在许多经济界的朋友听我侃侃而谈地介绍各个银行的历史，讨论金融方面的问题，都以为我是所谓“跨界”的高手，岂知我是被张伯驹与梅兰芳“逼上梁山”，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一全新领域的，现在这也成为了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特色。
会见张伯驹家属与朋友
我最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