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学术文化思想之发展，由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到东汉中期的古文经学，到东汉后期的今古文学，到六朝玄学;由汉末魏初之佛道到晋宋之佛玄。大致呈现出由拘泥、执障而清通、简要的总体发展趋势。
今文经学先看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拘泥执障、繁琐冗杂。拘泥于师法家法，执障于儒家经典，以穿凿附会为手段，以浮辞繁多为学问，其结果就是支离破碎、繁琐冗杂。第一个提倡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学者刘欲，他批评今文经学，就把矛头指向这一点，刘欲批评今文学者“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保残守缺”，可谓切中要害。这种学风的结果，是使“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同样的批评亦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章句之学，作为一种微观研究，是一切学问之基础，本无可厚非。
但微观的章句研究是手段，通古今、明大义才是目的，而今文学者以手段为目的，“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发展到非常繁琐冗杂的境地，以致学者终身不能明一经，这未免本末倒置。所以，自西汉后期，特别是自刘欲争立古文博士以来，学术界即有一股反对章句、崇尚通博的势力发展起来。这股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古文学者。古文学者批评今文经学，往往以“破坏大体”为口实，古文学者治学，往往以求大义、明大道为旨归，刘欲治学重大体，反对“烦言碎辞”，其《移书让太常博士》，就体现了他的这种学术追求，他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著成《七略》，亦充分展示了他通大体、明大义的学术才能。至于深受桓谭推崇，且与桓谭、刘欲过从甚密的扬雄，应当不是名物器械、章句训话，而是学问之“大体”、“大义”。兼通博览与今文学者相比，古文学者治学，不仅简明扼要，识大体，通大义，而且还有兼通博览的特点。如果说，繁琐、拘泥是今文学者的最大特点，那末，简和通则是古文经学最明显的特征。古文家之尚通与重简，是互为表里的。因为“博学多通”、“无不穷究”，所以才能识大体、通大义，进行简明扼要的学术撰述，即由通入简。反之，因为“训话大义，不为章句”，所以才能摆脱拘泥繁琐的章句局限，采取广览博观的学术取径，此所谓由简入通。以识大体、通大义为旨归的古文学者，如扬雄、桓谭、刘欲、班固、王充等人，都有“博学多通”、“无所不究”的特点。他们不像今文学者那样固守一经，而是博通五经，遍注群经，兼述诸子。如古文经学大师马融，他出自班固门下，深受班固通博学风之影响，还性喜老庄之书，注释过《老子》、《淮南子》。出自马融门下的郑玄，是汉代经学研究之集大成者，他不仅遍注群经，而且还可能研究过《老子》。他所著的《诗谱》、《三礼图》，正是所谓“纲举目张，力鲜思寡”之作。无论是从学术方法而言还是就学术取径而论，古文经学比起今文经学来，都是一个大的进步。从西汉今文经学发展到东汉古文经学，显示出汉代学风由执障、拘泥、繁琐向通博、简要的发展趋势。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即使是古文学者的经解亦不足以厌悦人心。因为古文学者专究五经，注重名物训话，谨守师法，仍有拘泥不开展的弊病。所以，自东汉中期以后，许慎、郑玄诸儒走上了综合古、今的折衷道路，他们不论师法家法，以主观见解为去取，或“考论古今，取其义长者”，或“即下己意”。这种综合古、今的经学，世称“今古文学”。当然，从事具有折衷倾向的今古文学的学者多是古文经学家，事实_卜我们亦很难在古文学者和今古文学者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古文学者或为学问兼通之需要，或为求得朝廷承认之目的，亦在暗中袭取今文经学之说，据说此风从刘欲己经开始，之后有郑兴、贾连、许慎、马融都兼治今、古文，东汉的经学家如孙期、张驯、尹敏等人，就很难逮然断定是古文家还是今文家。集汉代今古文学之大成者郑玄，其治经学，以古文学为主，兼治今文学。他遍注群经，在注中兼采今文说和俄纬之说;他混乱了一切古今文学的家法，他师事第五元，通《京氏易》和《公羊春秋》这些今文著作，而作为今文家的第五元却又教他学习刘欲的《三统历》;他师事古文家张恭祖，他师事古文学大师马融，而马融却“集诸生考论图纬”。所以，他的师学渊源极为庞杂，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今、古文学的师法家法。他之所以取得集汉代经学研究之大成的成就，其原因亦正在于此。以郑玄为代表的经今古文学，在汉魏之际形成独步天下之势。郑玄以后，经学内部的斗争不再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而是转为古文经学内部的马融学与郑玄学的斗争。在这两派的斗争中，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新兴力量成长起来，他们在郑玄不论师法家法、不讲今古分野之学风的影响下，撰写的经学著作，结束了汉学，创立了玄学。
今学与古学的变化从今文经学到古文经学，是汉代学风由执障向通博发展的第一步;从古文经学到今古文学，是汉代学风由拘泥向通博演进的第二步。郑玄之所以取得集汉代经学之大成的成绩，就是因为他能不拘家法，广采博观。所以，以郑玄为代表的今古文学派，亦被康有为、周予同称为“通学派”。研治今古文学的学者，亦被当时人称为“通儒”或“大儒”。但是，随着学风日益向通博简要的方向发展，即使像郑玄所著的突破师法家法、兼采今古文学的经解，即郑玄之学虽然突破了师法家法的局限，摆脱了今、古文的执障，但仍有拘泥不开展的弊端。于是，在东汉后期，具有特定内涵的“通人”知识群体逐渐成长起来。“通人”治学，与传统学者(包括今文、古文和今古文学者)相比，其明显特点是博览古今、胸怀百家、兼综诸子、贯通儒道。“通人”之学是一种真正的识大体、通大义之学，它超越儒学，兼综百家，瓦解了儒家经典在士人知识体系中的独尊地位，大大地拓展了士人的知识取径。“通人”是汉晋学风转移之关键，是他们向上结束了汉代经学，向下开启了六朝玄学。六朝玄学家贯通儒道，以道释儒，以儒释道，兼采释家的学术取径，正是来自于“通人”超越儒学、兼综百家之学术精神的启示。甚至可以说，“通人”之学就是玄学。由“通儒”之学(今古文学)到“通人”之学(玄学)，是汉晋学风由执障、拘泥向清通、简要演进的第三步。玄学家贯通儒道、兼采释家，比起今文家专注于儒家之一经，比起古文家兼通五经，是通是博;比起今古文家，贯通五经，兼采今、古，亦还是通还是博。“通人恶烦，羞学章句”，玄学家不为繁琐之章句，甚至亦不搞古文家那套名物训话研究，他们讲言意之辨，讲寄言出意，得意忘言，以执一统万、以简驭繁的学术方法构建玄学本体之论。所以，玄学家注经，不拘于名物训话，或者干脆不搞语汇的解释，而是直接从经典中挖掘思想，阐发大意，借以建立玄学的理论体系。玄学家的经注，如王弼《周易注》、《老子注》，何晏《论语集解》，郭象《庄子注》，张湛《列子注》，皆有这样的特点。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李轨《法言注》、刘晒《人物志注》，亦不搞名物训话，专门阐发原书之义理。而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则是从史料上补充原书，亦基本不搞语汇名物的训话。这比起汉代的经学研究，不仅有简要的特点，而且亦真正地实现了识大体、通大义的学术追求。
总之，汉晋学风之发展，由今古文学到玄学，是学风由执障、拘泥向清通、简要发展的第三步。汉晋学风之演变，显示出由执障、拘泥向清通、简要的发展特点，由具体到抽象、由名物训话(微观)到贯通义理(宏观)之发展趋势。
晋人尚“识”，其治学、为人皆以识度相尚，“识”是当时人物品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品目之一。所谓“识”，据李善注《文选》之《五君咏》“识密鉴亦洞”句说:“识，心之别名。湛然不动谓之心，分别是非谓之识。”即偏重于大义之探求者，谓之“识”。可知“识”与“才”不同，如果说“才”是在“学”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感性的直觉能力，那末，“识”则是在“学”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理性的判断能力，即李善所谓“分别是非谓之识”是也。总之，“识”不在“大”，亦不同于“才”。六朝学者治学，以识大体、通大义为旨归，他们离于象以言《易》，离于言以说经，其所得者是“意”，换言之，是“识”，故其人可名之为思想思辨型学者。
结语综上，学风呈现出由拘泥执障向清通简要的发展趋势，学术文化思想具体呈现出由实而虚、由繁而简、由学而识的发展特点。扬雄的学术创新和对六朝学术、文学的引领，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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