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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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而优则士》这个书名概括了这本书的主要特色：就是将名士们种种看似夸张的言行视为一种表演。此处的表演并不是说《世说新语》中名士的言行与内心不一，而是指名士的言行是为了通过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获得他人的肯定和赞许。用表演理论来解读《世说新语》，是为了强调魏晋士人对先秦以降中国思想传统的继承：“知”正是中国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孔子强调人不知而不愠，也就是意味着“知”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把名士们的“表演”看作是乱世下名士们为解决“知”这一难题所提出的一种答案与一种实践——他们用夸张的方式来诠释对忠、孝、礼等观念的理解，并由此知人、自知并被人所知。
[明]仇英《竹林七贤图》
《世说新语·简傲》篇第一则记述：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居啸歌，酣放自若。
阮籍在司马昭的酒席上，并不因司马昭足以比拟君王的风范气势而改变自己的狂放姿态，依然放纵不羁地啸咏吟唱，尽情饮酒。读者多将阮籍的清高狂放解读为对政权和礼教的反抗，同时也将以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名士视为礼教的反叛者。董铁柱博士在《演而优则士》一书中挑战了对于阮籍的常见解读。他认为，阮籍在司马昭的筵席上啸歌饮酒其实是一场和司马昭共谋的联袂演出。阮籍看似无礼的举动完美体现司马昭的包容，正是因为司马昭默许了阮籍的无礼，才消解了“功德盛大”的司马昭“拟于王者”这一潜在的僭越之举。董铁柱博士认为，为阮籍披上反对礼教的外衣，将名士的个性与礼教对立是一种常见的“错觉”。关于魏晋名士的思想与生活，同样的错觉或是成见还有“清谈误国”、“个性潇洒的魏晋名士是浊世中的清流”等等。董铁柱博士的《演而优则士》以《世说新语》作为关键文本，从社会学概念“公共空间”的角度切入魏晋思想与生活的关系，以此呈现出对于《世说新语》的独特解读。他指出，美姿容、重德行、简傲、任诞……这些看似自然流露的性情是魏晋名士们为了获得赏识而作出的“表演”。就《演而优则士》一书的关键概念与方法、现代人的“表演”与自我认识，董铁柱博士对燕京书评的采访一一作答。董铁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出版有《演而优则士》《孔子与朽木——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诠释》。
燕京书评：书名《演而优则士》含义丰富。你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放入交往空间中，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名士们在这一空间中的表演？谁在观看他们的表演？表演的目的又是什么？董铁柱：《演而优则士》这个书名其实是责编黄飞立博士的神来之笔，我原拟《有意无意之间》，黄博士建议“演而优则仕”，在此基础上我改了一个字——“士”。我个人觉得这个书名概括了这本书的主要特色：就是将名士们种种看似夸张的言行视为一种表演。此处的表演并不是说《世说新语》中名士的言行与内心不一，而是指名士的言行是为了通过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获得他人的肯定和赞许。用表演理论来解读《世说新语》，是为了强调魏晋士人对先秦以降中国思想传统的继承：“知”正是中国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孔子强调人不知而不愠，也就是意味着“知”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把名士们的“表演”看作是乱世下名士们为解决“知”这一难题所提出的一种答案与一种实践——他们用夸张的方式来诠释对忠、孝、礼等观念的理解，并由此知人、自知并被人所知。从这一点来说，名士们表演的观众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观众是当时见证了他们言行的其他人，这些观众往往在看到名士表演之时会提出疑问，由此也成为了表演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当看到丧母后的阮籍在晋文王座前饮酒吃肉时，作为观众的何曾就会对阮籍所作所为表示质疑；而当向晋文王抱怨时，他自己也成为了表演的一部分。在《世说新语》中，常常会出现“或问”，基本都是这一类观众，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表演本身。第二层观众是当时的士人，故事的末尾经常出现“时人”，对名士的表演进行总结和评价，但我们大可不必把他们的评价当作是全然正确的。第三层观众是《世说新语》的编者们，刘义庆和他的伙伴们通过自己的编撰，传达了他们对名士们表演的观感。最后一层观众则是自《世说新语》诞生后的历代读者。每一位读者都是表演的观众，我们的观点形成了对各位名士的历史评价，从而才使得他们在千年之后为人所知。因此，在我看来，名士们表演的目的不仅是在当时为他人所认可和赞赏，更是为了得到后人的肯定。《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
董铁柱著中华书局年版燕京书评：你的研究以《世说新语》为主要文本来分析魏晋名士的思想与生活。很多学者都认为《世说新语》是一本笔记小说集，其中的一些故事被视为虚构的创作而非对史实的记述。比如你在第二章中分析的《容止》篇里曹操与崔琰换位见匈奴使的故事，有学者就认为其“纯系小说家之言”。具有虚构性的小说可以真实反映时代风貌吗？为什么选择《世说新语》作为你的关键文本？董铁柱：关于小说的“真实性”，已有众多学者做了论述，在书中的前言部分我也有相关的讨论。简单来说，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也许是虚构的，但是它们可以“真实”地传达小说作者的意图和观点，因此德·塞托（MicheldeCerteau）认为小说是历史的另一种形式。例如普鲁斯特在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讲到了沙龙中众人对德雷福斯事件的讨论——他们的具体讨论当然是虚构的，但是却可以真实展现当时法国人对犹太人的观念。我并不试图发掘所谓历史上“真实的”阮籍或是王戎，我讨论的是我们可以如何理解刘义庆笔下的阮籍或王戎，剖析刘义庆为何如此描述他们，进而探讨《世说新语》出现之时的社会风貌。这也是我把《世说新语》视为关键文本的主要原因。《世说新语》通过三十六门，向后世的观众展现了全方位的人格画面，表明了当时社会对名士的基本态度。书中既有对德行、言语等正面要素的强调，也有对任诞、惑溺等缺点的描述。最重要的是，刘义庆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故事中的种种言行，他把解读的权利留给了读者。在“德行”中，我们可以反思有的名士的德行之举究竟是否合理，而在“俭啬”中，我们也可以思考王戎的吝啬是否有值得肯定之处。要言之，《世说新语》构建了一个开放的文本解读空间，既“真实”又富有张力。[唐]孙位《高逸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燕京书评：“自我意识觉醒”是历来人们理解魏晋时期文学、艺术与哲学时会借助的关键概念。你在书中提出，魏晋时期自我意识的觉醒、自由主义的发轫和对个体尊重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名士“反社会”的倾向，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人们习以为常的对魏晋时期的典型错觉还有哪些？这些错觉是如何生成的？董铁柱：当我们说“觉醒”时，默认“觉醒”之前是“沉睡”的。换言之，觉醒意味着与前一时期的“断裂”。如果把魏晋定义为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就意味着汉代以及先秦自我意识的缺乏。事实上，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先秦以及两汉文献找到“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视。因此，我认为对于自我意识觉醒的过分强调是一种错觉。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错觉”主要源于宏观化和简单化。通常我们认为汉代独尊儒术，魏晋推崇玄学，一儒一道，似乎从汉代到魏晋有一个明显的转折，这样的理解就是典型的简单化。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微观处，就会知道其实东汉佛道的影响甚大，而魏晋也同样推崇儒家。从汉代到魏晋的思想发展并不是一个断裂或是突变的过程。魏晋思想中的自我意识，可以说是之前相关思想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觉醒”。可以说，当我试图解构这种成见时，强调的是魏晋对汉代的传承。简单化或片面化理解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错觉，最常见的是容易有非此即彼的倾向。比如很多人推崇嵇康，会认为既然嵇康是正面的代表，因而他所反对的一定是“坏”的。不少人也会由于嵇康而批评山涛，或是否定钟会。又比如认为既然喜欢清谈喝酒，就一定会疏于政务，殊不知像殷浩这样的清谈高手在理政上都有严肃严格的一面。《世说新语》告诉我们应该从方方面面来看待名士，他们既有缺点，也有可爱的一面，更有自己的坚守。当我们从立体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言行时，就不容易陷入成见或是错觉之中。[晋]顾恺之《斫琴图》（宋摹本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燕京书评：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是你研究中的关键理论。在哈贝马斯的语境中，理性的公共领域从沙龙、俱乐部、咖啡馆等18世纪欧洲的文艺性公共团体中诞生。你在书中也提到，“以黄宗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因而用公共空间理论来诠释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合适。”在你的理解中，公共空间理论为什么可以用于解释《世说新语》所展示的魏晋思想和生活？这一理论如何革新了我们对魏晋思想和生活的理解与想象？董铁柱：我借用公共空间这个概念，首先也是一种继承。以美国汉学家陆威仪（MarkLewis）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已然指出魏晋时期名士们交流的场所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空间。陆老师在用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时，其实已经把哈贝马斯的概念简单化了，只强调“公共”的意义，而不再考虑原有概念中的政治、经济或其他因素。我正是在这一点上借用这个概念的。通常人们强调魏晋时期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潇洒，凸显的是“个人”，似乎那些张扬个性的名士都是反社会习俗与礼教的；而我之所以用“公共空间”这一视角，是为了彰显所谓的个性都需要在“公共”的领域才能得以展现并获得认可，强调的是社会性。我认为一切有“个性”的言行都需要在广义的公共空间中被他人见证并肯定，才能得以流传——当刘伶在家喝多了裸形时，旁边还是有人看的，而他也希望自己的言行被他人看到并传颂。有个性的名士获得的声明越大，恰恰说明他们在社会上得到的认可越多。因此，名士恰恰对社会非常依赖，同样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常见的解读相比，我对魏晋思想与生活理解的最大不同体现在从强调个性和自我转向强调社会与公共，认为名士们也同样是社会性的产物。燕京书评：汤用彤曾经在《读人物志》中指出，“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对诞生抽象玄理的“清谈”的讨论是你书中的重要内容，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清谈”这一交流形式催生出了思想上对形而上、幽远玄微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