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
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国藩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12月20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朝吴麟征有句话说得好，“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他说的是小情感与大志气的关系，可以说，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产生大的气象。
曾国藩在20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年)其父曾麟书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于是便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他坚信终有一天，自己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
“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指而力践之。国藩既从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龊龊不休如此也。”
从以上看出，曾国藩并非生下来就有宏图大志，他的志向也是后天慢慢培养的结果。而且其立志亦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无志而忧，到“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再进一步升华为“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
但是曾国藩一生的事业是由此而奠定了，曾氏的志向是其一生功业的“本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