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经济管理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产生。管仲是古代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和他的学生以及后世的追随者形成了管子学派，他们的著述在西汉后期被编辑成《管子》一书，内容十分丰富。
管仲像古代经济管理学的形成
司马迁记管仲治齐国，“贵轻重，慎权衡”,说明管仲是轻重理论的创立者。所谓轻重理论，其核心就是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使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能左右局势的支配地位。另一位赞同国家干预者是魏国的李悝。他提出了“尽地力之教”和“平籴说”,前者是管理国家农业的学说，后者是国家调控物价的学说。
商鞅也是国家干预经济说的积极赞同者，他提出了“耕战论”和“利出一孔论”。他认为国家强盛最根本的要靠农业和战争。他把农业兴旺和战争获胜归纳为“耕战”,以此作为国家管理的总目标。他主张国家要把人民所需要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资料最大限度地控制起来，谁要想获得它们，就必须“耕战”,这就是“利出一孔”。商鞅依据此种理论，在秦国变法，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商鞅像商鞅又是明确地主张抑制工商业的重本轻末论的最早提倡者，这一理论在中国古代产生了巨大影响。主张加强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支配地位，不管其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归根结底都要转向主张增加国家财政收人的方面，因为国家不掌握雄厚的财力，所谓发挥支配作用就是句空话。反对这类理论的人往往也就从反对聚敛、反对重税苛征及与民争利入手。儒家创始人孔丘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贵义轻利和仁爱学说，反对聚敛民财，他更公开反对以物质利益作为引导臣民的诱饵。他的继承者孟轲和荀况都发展了他的反对聚敛的理论。老庄学派则主张无为而治，提出“我无事而民自富”,从这一角度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
人才学和行为学是经济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各主要学派都曾探讨过这些方面的问题，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儒学以教育为根本，自不待言。墨家的尚贤，法家的任能、杂家吕不韦的物各有短长说等，它们都是关于人才识别、培养、任用等理论。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韩非子法势术说等，都包含了行为学方面丰富的内容。特别是荀子，他因为其对人类行为原动力的探讨，被近年西方一些管理学家称为世界最早的行为学专家。此外，韩非子的人口说、单旗的货币论、商鞅的统计论以及《礼记》的“量入为出”理财论等，都是经济管理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吕不韦像汉朝时期经济管理学的发展
汉初，社会经济凋敝，客观上要求有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于是，以陆贾为代表的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的国家经济管理学说便流行一时。随着经济的恢复，社会矛盾的积累，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理论重新兴起，较早的代表人物是贾谊和晁错。贾谊认为诸侯王的强盛和工商业者势力的膨胀对国家是严重威胁。他建议国家垄断造币，认为“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求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这样国家就可左右经济，既可抑制诸候王的分裂，又可抑制私人工商业者势力的膨胀。晁错提出了“贵粟说”,认为国家应从各方面提高务农者的待遇。显然，他们的学说都是对先秦时期管商学派的继承发展。与此时间接近，汉代管仲的崇拜者们又使轻重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一般认为，《管子》有关轻重理论的各篇，大约都是在汉文帝至汉武帝之间最后成稿的，它们的完成得力于这些管仲的崇拜者。轻重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必要性，二是国家怎样才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居支配地位。
贾谊像轻重论者提出，要使国家的统治稳固有效，就必须使国家的意志得到贯彻，必须使百姓随时随地听命于国家。要让百姓听命，就必须实行“利出一孔”,造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形势。这样，国家和君主的统治自然就不会再受到任何挑战。要使国家在经济上居于主导地位，就必须聚财，要聚财又不丧失民心，就要使百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还要使百姓无法逃避。这样的办法就是对某些经济部门实行垄断性经营并发展官营工商业。他们的理论顺应了汉武帝内强集权、外平敌患的愿望，得到他的重视和采纳。他先后任命孔仅、桑弘羊等，使轻重理论在一些基本方面都付诸实施。其结果，国家积聚了大量财富，使打击割据势力、攻击匈奴的战争有了雄厚的物质保证。同时，私人工商业受到排挤和打击，统治者对工商业者势力膨胀的忧虑也消除了。
范蠡像轻重理论指导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其固有的缺点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反轻重论的“利导论”和儒家“轻徭薄赋论”又流行起来，“利导论”是司马迁提出的，集中体现在《史记》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司马迁提出，管理经济的根本原则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同轻重论主张国家直接控制经济理论是针锋相对的。司马迁强调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认为它是推动各项事业的根本动力，国家的管理职能，应该体现在引导人们以正当途径获得欲望的满足。他不赞成抑制工商，强调工商业的社会作用，还研究总结了工商业者的经营经验，范蠡、白圭等的管理理论是通过他的记录才得以保存的。西汉大儒董仲舒是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反对轻重理论的，他批评与轻重理论联系的政策加重了人民负担，主张停止国家专卖，还利于民。汉武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这使朝野对轻重理论者产生怀疑。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了盐铁会议。会上，桑弘羊以其出色的辩才，论证了推行轻重论政策的必要性和所取得的成绩。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不畏强权，对轻重论政策的弊病与消极后果进行了分析和揭露，尤其是他们从经济管理的角度对封建官工商业的固有弱点一一经营呆板、追求形式、效能低下等的批评，十分精辟，入木三分，给人以深刻启发。汉元帝时桓宽整理了这次会议的记录，撰成《盐铁论》,它是继《管子》以后又一部重要的讨论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专著。
诸葛亮像汉武帝时期实施轻重论政策，使私人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此后私人工商业发展受到抑制，为之服务的治生之学也未能得到很好发展。从西汉后期到盛唐，经济管理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农业经济管理和人才学。此期间成书的《汜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都从不同方面涉及了农业经济管理。在汉末以后的长期纷争中，人才问题受到重视，曹操的不求全责备说、诸葛亮的用人所长说、仲长统的专任分责说等，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人才理论。三国时刘劭的《人物志》、南北朝时人所撰《刘子》更较系统地探讨了人才问题。
唐宋时期经济管理学的发展
唐代安史之乱前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均田制、租庸调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私有、两税法和募兵制。在巨变中，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得到发展，其中刘晏作出了突出贡献。首先，他发展了轻重理论，摒弃了以往一概排斥私人工商业者的做法，贯彻了官商分利的原则。其次，他强调了信息和反馈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创立了设巡院通情报的制度。再次，他运用了系统管理法改革了漕运，实现了官、民、陆、水、存、运的巧妙结合。
司马光像陆贽等人针对两税法实施中的弊病，提出了反对过早征收货币税的理论，他们的理论为宋代的张方平、司马光、苏轼及明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所继承，客观上坚持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管理原则，即经济设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北宋中期，民贫国弱的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为了扭转民贫国弱的局面，不同认识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其高潮就是王安石新法的推行与反新法的斗争。王安石继承和发展了轻重理论，在散敛方式等方面有所创新。司马光、苏轼等则将传统儒家先富民后富国的理论推向前进，对轻重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批评。此外，宋代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范围增广、规模增大，管理经验不断积累，特别在如何经营巨大的经济体系(如漕运、货币发行、土木工程等)的理论方面有较多的创新。
王安石像明代至民国经济管理学的发展
明代中叶以后，经营地主活跃起来，他们多靠雇工经营，旨在赢利，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于是便出现了相应的管理理论，其代表作有庞尚鹏《庞氏家训》佚名《沈氏农书》等。此间也有总结一般地主治家管业经验的著作，如张履祥《赁耕末议》、张英《桓产琐言》、黄皖《治富纪实》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王熙风、贾惜春治家术，也是地主家庭经济管理理论的曲折反映。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不断加深，中国社会步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悲慘境地。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管理学出现了新动向。一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志士；另一方面，则又产生了一批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的民族资本家。从龚自珍到孙中山，他们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知先觉者的代表，也是对我国传统宏观经济管理理论进行革新改造的先行者。他们引人西方管理理论，批判了我国传统管理理论中的糟粕，他们又不满足外国的理论，往往力图把我国传统理论中的精华与外国先进的管理理论融为一体。从而使传统管理理论发展到近代经济管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