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还有丰富的文物和图籍。地方志就是祖国重要图籍的一部分，流传到今天的约有八千五百余种，共十余万卷，真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了。地方志简称方志，是以行政区域为主的历史书。
旧志的内容，多分为建置沿革、疆域、天文星野、山川，形胜、古迹、风俗、物产、城池、里社、户口、田赋、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科第、庙宇、祠墓、官师、人物、艺文、金石、灾异等名目；形式可分为图、表、纪、传；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各个领域。方志种类很多。全国性的方志名一统志，如《大元大一统志》：一省的方志名通志，如嘉靖《广西通志》；州郡的方志为郡书、都邑簿，即府志、州志、县志、市志，如范成大《吴郡志》、宋敏求《长安志》、南宋“临安三志”、正德《大同府志》、万历《通州志》、康海《武功县志》；县以下还有乡镇志，如董士宁《乌青镇志》。
二、三省的方志名总志，如徐学谟《湖广总志》；两县地方志日合志，如江苏常州《宜兴荆溪合志》。此外还有边镇志、卫所志、关志、山志、场志、盐井志等等。方志的具体名称也不一致。如宋朱文长《吴郡图经续记》、元于钦《齐乘》、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清乾隆《日下旧闻考》等书，都是方志。我国方志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记载古代地理的《山海经》和《禹贡》。前者记载山川、形势、土性、物怪、古迹，略似今天的地文地理。后者记载方域、地质、物产、贡赋、政治，略似今天的人文地理。
后世的地方志，即胚胎于此。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丞相和御史府库所藏的图籍中就有地方的图志。汉成帝时，丞相张禹命朱赣调查国内风俗，写成《地理书》，后来班固撰著《汉书·地理志》即以此为蓝本。魏晋南北朝的郡书、都邑簿为数不少，可惜都已失传。晋人挚虞著《畿辅经》，记载各地分野、封略、国邑、山陵、水泉、城廓、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事迹。
南齐陆澄编辑一百六十家的记载而成《地理书》，任昉补充为《地记》，陈顾野王据以作《舆地书》。隋大业间编《诸郡物产风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图”是勾画地域、物产等形象，“经”是文字的说明。清朝末年，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大批古代艺术文物和古代图书，其中有唐和五代图经十余种，其内容基本上和《畿辅经》相同。唐建中元年，政府规定各州郡每三年或五年将图经编造一部，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宰相李吉甫据以修订的《元和郡县图志》，图佚而志传于今。宋朝结束了残唐五代的局面，海内一统，规定“遇闰岁造图以进”。
宋开宝六年，搜集图经；八年，诏寇准修定《开宝诸道图经》；景德四年，成《图经总集》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之多，如今只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尚存。临安是绍兴八年以来一百四十一年的南宋国都，其志书修纂多至三次。仅就《咸淳志》而论，内容有行在录、图和疆域志、山川志、诏令、御制文、秩官志、官寺志、文事志、武备志、风土志、贡赋志、人物志、祠祀志、寺观志、园亭志、冢墓志、恤民志、纪遗志。
有时还溯及旧京汴都故事，反映了不忘恢复失地的思想。宋志今存二十余家，多是体例完整，井然有条，考证有据，识议审慎。这时的方志确实有了定型，并且足为后世方志的典范。元朝疆域辽阔，北逾阴山，南越海表，东尽辽东，西极流沙。元朝修成的《大元大一统志》共一千三百卷，为明清统志提供了范式。元大德二年（),王祯为旌德知事时，修纂了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还创造了木活字板，一月之内就印出了一百部。
明初洪武三年，命儒臣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及降附始末，撰《大明志书》；永乐间两次诏修方志，并颁布《纂修志书凡例》：景泰七年，纂成《寰宇通志》；天顺五年（,重编《大明一统志》，增删《元一统志》类目，为书九十卷，以繁博见称，明代郡县志约有一千五百种，今存四百余种，清康熙十一年，诏直隶省督抚修志，以顺治《河南通志》为榜样；雍正七年为了编修一统志，再次严谕省县修志，还颁发了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修一次的法令，清代方志传于今者四千余种，七万余卷。
清代还出了一位方志学专家章学诚。他编纂了《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湖北通志》。在他所著的《章氏遗书》里，论列了方志的重要性、特点、编集体例和方法，他主张方志要表彰地方文献，经世致用，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提倡：方志之外，当辑文征、掌故等附其后。他又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一文中提出：州县应设志科，以经常收集方志的资料。他还主张：郡邑修志要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归四要。这些论点，对今天修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民国以来，政府也号召省县修志。
年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年颁布《地方志纂修办法》，规定“省志三十年一修，市县志十五年一修”，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新志，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我国国土上，也曾修志。这一时期所修的地方志书，无不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设地方志小组；年拟定《新修地方志体例草案》。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草拟了纂修新方志的具体办法和整理旧志方案。我国自古以来编修方志的优良传统，又得到了发扬。
在我国漫长的二千年封建社会里，方志的编修，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帝王“观民设教、体国经野”的参考书，也是官吏恪信职守、推行政令的凭藉。例如，秦二世时刘邦率领的农民军攻入秦首都咸阳，诸将争先恐后地抢劫府库的金帛宝器，独有萧何抢救了官府的图籍。正因为如此，萧何才掌握了郡国山川形势、经济状况和民间疾苦，从而得以协助刘邦平定天下。唐、宋规定州郡图经必三、五年一次造送兵部存查。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受贬到岭南做官，途经梅岭），先求《韶州图经》，借以了解当地情况。
南宋著名哲学家朱熹去南康军为官，下车伊始，首先检阅志书。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也多方采购、掠夺我各地方志。美国自年起即搜罗我国珍贵图书，其中有方志五千五百余种。只就哈佛社而论，就收藏自年（宋熙宁九年）至年方志中的宋、明刊本一百多种。日本购求我国方志也有百年历史。当年文求堂田中庆太郎从北京琉璃厂书店收买古今方志，不是计书论值，而是规定积书高达一手杖给价一元，大批珍贵地方志就这样流到国外，真是令人痛心！解放前，方志的编纂存在许多错误和缺点，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科学性很强的研究资料。
就其中的史料而论，第一，方志固然有些是摘录旧说，陈陈相因，或者剪裁不当，繁芜近于类书，但绝大多数是取材于公文档案、采访记录、金石碑刻、谱牒家乘、诗文集、笔记杂说、方言谣谚等。这些都是可靠的第一手的直接的资料。第二，方志记事范围广阔，把上下古今数千年的地方历史，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括政治、经济、学术、人物、艺文、文物等等，都一无遗漏地包括进去，无异于地方的年鉴或百科全书。干部、教师、专家、学者以至旅游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第三，我国历代所谓“国史”或“正史”，有人讥为“断烂朝报”，为“相砍书”，为“帝王家谱”。此论虽不免偏激，但这些“国史”确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不是人民大众的历史。
而方志则比较接近于人民大众的历史。例如万历《广平县志》五卷，分土地，人民、政事、文献四志。其《人民志》分为版籍和赋役二门，版籍分里社、户口、风俗、方言、流寓、保甲等目，赋役分夏税、秋粮、马草、均徭、里甲、驿传、马政、盐课等目。前者记载人民的组织、人力和生活；后者着重于记载人民的负担，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压榨和剥削等情形。不少方志中记有农民起义、人民抗敌卫国等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国计民生、历史文献、古迹文物、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史料。
举凡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各方面的资料，无所不有。旧志虽然有很宝贵的科研资料，但也有封建糟粕和荒诞不经、不合历史事实的内容。前述章学诚所说的“八忌”，就是方志常有的八种通病。就“装点名胜”而论：区区地方，名胜哪有许多！可是旧志都有八景，甚至增至十景，十二景，《上元旧志》多至四十景。地方古树，柏必指为汉，槐、桂必指为唐，松必指为南北朝，俗所谓“唐槐、汉柏、六朝松”，古人还有一种习气，常常高攀前代名人，拉为同乡，借以为本地增光。
如孟姜女、韩昌黎、杨家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几乎到处都有他们的古遗。此外，明清修志往往把父祖先人滥载方志，甚至有受贿立传的。如道光《泰州志》，几乎成了高鸾的家谱。但不论如何，我国历代编纂地方志书还是有其优良传统的。二千年来，我国积累了大量的方志图籍。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很好地继承和发扬，用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