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至将相
知远即位不久而死，子承祐继立，是为隐帝。帝年幼，大臣郭威、史弘肇、杨、王章等掌政，国家粗安。刘氏虽以沙陀暴兴，然隐帝之外，仅帝叔刘崇及其子赟，威望复不及郭等，故其势甚孤，而隐帝复亲狎优伶，暱近小人。既杀史弘肇、杨邠等，而郭威举兵邺都，遂取汉之帝位如拾芥。虽刘崇据河东，建北汉以与周抗，然亦不过困守一隅，仅延刘氏数十年之祀耳。自此而后，中原帝位，沙陀不复能问津矣！
周太祖郭威以一汉卒，老于沙陀戎马之中，位至将相，终乃取沙陀三朝二十八年之帝位。即位之后，曾亲谒孔子祠，以表其厌武修文之忱。此举于五代之君，实为空前未有之事。至世宗，制礼作乐，遂奠北宋文治之始基。北宋之初，沙陀遗种之可考者，除北汉刘氏外，不过一百五十年，至北宋亦不过一百六十年，而此一威临中国，连建三朝之异族，竟为中国所完全同化，亦可见汉族同化力之伟大矣！
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兹将这三种文化因素的起源及发展情形，叙述如下：中国文化，至东汉末年已呈衰象。由于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学定于一尊，缺乏新思想学术的激荡；到东汉末年，儒学渐成为一种无灵魂的躯壳。当时较有独立思想的人，大都依附于老庄。同时平民的迷信也日渐加深，道教会便在这时成立。由于老庄思想的发展，逐渐造成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清谈之风。
过重现实
这种风气流行于当时的士大夫之间，摧抑豪强，整肃政风。而他的部下崔琰、毛玠之流，也都是法治的倡导者。后者在东汉末年尚找不出一个代表人物，但孔融、称衡一般狂士的言论，已颇与儒家思想相背驰。例如孔融便曾否认父母与子女因血统关系而产生的情感，这种论调，已为魏晋人士归依老庄的先导。曹操的法治，及身而斩。
由于他在政治上过重现实，因此其部下也是势利之徒多而守正之士少。至其子魏文帝曹不，雅好文辞，而又慕尚通远，以致法令宽缓，政事渐至废弛。其后直至西晋，政治始终黑暗腐化，法治精神也始终无法建立，还没有正式提倡老庄。这种风气，导源于东汉末期的乡党清议。但他们不敢议及朝政，也不愿涉及当时人物，只能舍近求远，以古人为其月旦的对象。
同时避实就虚，不作具体事实的评判，只着重于分析人才的理论。魏时刘劭的《人物志》，便是此派的代表作。
到魏正始时代的何晏、王弼，已开始祖述老庄。何晏注《论语》，王弼注《易》，都以道家的主旨，解释儒家的典籍。此外王弼曾注《老子》，何晏曾作《道德论》，都阐扬老庄学说。《老》、《庄》、《周易》，号称“三玄”，便是清谈的主要内容。何、王二人，遂被后代称为清谈的始祖。何、王以后的清谈者，以阮籍、嵇康等人为代表。他们正值魏晋易代之际，例如阮籍曾因司马昭为其子炎求婚，而一连沈醉六十日以拒绝之；其母去世时，他尚在与人弈棋。嵇康则是“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此外，若干清谈者竟至于经常裸体。
人生哀乐
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对礼法的一种讽刺，而所谓礼法，也正是当时的篡窃者及其佐命功臣所加意提倡的。当时不少达官贵人，一方面手握重权，一方面又大谈出世的玄理；把两种相反的事，揉在一起，造成西晋政治上的种种怪象，王衍便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从晋室南渡到南朝时代，清谈竟与一般世族的日常生活无法分开。这种风气对政治的影响是苟且偷安，不务实际；对社会的影响则是造成一种消极颓废的人生观。
两者的理论，本有若干相通之处，因而渐趋融合。若干佛教僧侣，为顺乎潮流，多以老庄之言，阐释佛典的精义。他们每每假借清谈，与士流周旋。
如东晋中期的佛徒支遁，便以清谈著名于时，为胜流权贵所崇敬。所以东晋南朝时代的清谈，已大致是老庄思想与佛学的化合物。至于对清谈不满的士大夫，也颇不乏人，但习尚已成，非少数人的力量所能挽回。
宋文帝时，设立玄学馆，与史、文、儒并列为四学，清谈益盛。梁武帝始崇经学，儒术稍振；但当时的经学，也受清谈的影响，只充作谈辩之资。直到隋朝统一，清谈才趋衰落。道教会虽然成立于东汉末年，但其源流，则可上溯至战国时代。战国晚期，有所谓“黄老”思想出现，究其内容，只是老子的政治论。
从战国末到汉初，著名的黄老学者多出于齐国，而齐国又是阴阳家的发源地，因此两者难免相互影响。汉人以老子为道家，但汉代有些所谓道家者流，实际就是求仙采药的方士。他们多依附老子以自抬身价，因此使老子日趋神化，最后竟做了道教的始祖。汉初著名的黄老学者，有赵人田叔和齐人盖公。曹参为齐相时，曾受教于盖公。其后他于惠帝时，继萧何为相国，便谨守无为的政治原则。文帝与其后窦氏，也都好黄老家言。
文帝死后，窦后仍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因此文景两世的政治作风，都是恭俭恬退的。从惠帝到景帝的五十几年，是黄老思想最流行的时期。到武帝提倡儒术，黄老的政治思想开始消沈。但另一方面他崇信神仙，于是阴阳家一流的方士，也随之兴起。方士与道家本有久远的关系，老子在古代名人中又是最具神秘性的，因此方士多自托为道家。他们已不知老子的政论为何物，只知以神仙丹药猎官诈财而已。因方士们的依附，道家逐渐走向宗教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