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包括笔记小说（子部小说）和传奇小说，而笔记小说又主要包括轶事（志人）和志怪。
宋代志怪小说未脱前人窠臼，不能与魏晋志怪相提并论，传奇小说亦成就不高，难望唐人传奇项背，惟有轶事小说，“则公余琐记，林下闲谈，大都信笔直书，于朴实自然之中显露文采，蔚成一代风格”，其“文学价值是不逊于其史料价值的”。
宋代轶事小说的兴盛，与一代知识精英对掌故的偏爱直接相关。清人赵翼留意到一个现象：宋人撰写的史书均有前人所撰史书为蓝本，如《新唐书》以《旧唐书》为蓝本，《新五代史》以《旧五代史》为蓝本，多所增删，而增入掌故是其特点之一：“新书（《新唐书》）之增于《旧书》（《旧唐书》）者有二种。
，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廿二史札记》卷十七《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条罗列了数十个例子，几乎全是掌故，如：“《李贺传》，（增）每日出游，使童奴背古锦囊，有得即投入。其母探知之，曰：‘是儿呕出心肝乃已。’”
“《胡证传》，（增）裴度未显时，饮酒店，为武士所窘。证突入座上豪饮，取铁灯檠，手合其跗，谓诸人曰：‘我欲为令，不遵者以此击之。’众叩头请去，度乃得免。”与此相映成趣，宋代知识精英在涉猎唐人传奇时，也常常化故事为掌故，改变了其美感指向。
苏轼《仇池笔记》载：“退之诗曰：‘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水（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不冻春，剑南之烧春。’由此一例可见，东坡是读过裴铏《传奇》的，然而他所留意的并非其奇异的故事，倒是松醪春酒名。
宋代知识精英对掌故的这种浓厚兴趣，正是轶事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将“笔记”归入“散文”而不是归入“小说”，理由是“作为文体名的‘笔记’与几种相互联系的散文形式有关，如随笔、笔谈、札记、杂抄、丛谈、丛札等。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轶事小说与掌故的关联。轶事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南北朝，其代表作即大名鼎鼎的《世说新语》，宋代是其第二个高峰期。相较于《世说新语》，宋代轶事小说所确立的文体风范在明清两代更具典范意义，其小说史地位由此可见。
宋代轶事小说的文本形态宋代轶事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宋初作者主要是一些五代旧臣，小说内容重在追述唐五代故事，如郑文宝《南唐近事》、张洎《贾氏谈录》。仁宗以后，开始转向对本朝轶闻的记录，轶事小说创作进入高潮期，欧阳修《归田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等是较早出现的优秀作品。
尔后作者云起，各种专题的轶事小说陆续问世，或专记师友之间的谈论，如苏轼《东坡志林》、李廌《师友谈记》；或专记岁时风土，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或以“世说”体编辑旧文，如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云蒸霞蔚，极为壮观。
大体说来，其文本形态可分为七类：杂录类；丛谈类；小品类；“笑林”类；“世说”类；风土类；恩怨类。杂录型题材广泛，既有朝廷轶事，又有士大夫日常言行，多得之作者亲身见闻，读来可信而且亲切。其中较为出色的有北宋欧阳修《归田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和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
欧阳修的古文与唐代韩愈相比，有一个显著差异，即由论道转向抒怀。韩愈虽然也重视抒怀，却总是拿论道来遮盖这一旨趣，其《原道》《师说》《杂说》等均为载道而兼抒怀之作。欧阳修才坦然走上了以古文抒怀的路子，其《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抒写人生感慨，感人至深。
伴随着这一转变，欧阳修的古文以情韵见长，委婉畅达，有些已近于明人小品，如《六一居士传》等。拿欧阳修的古文与他的《归田录》对读，不难找到两者之间的衔接处：欧阳修对掌故怀有一种深切而又朴实的眷恋。
《渑水燕谈录》的素材得之于“谈议”，尽管作者未尝有意虚构，但有些故事显然并非实有其事。卷六《先兆》记冯当世少孤，梦中被呼为冯侍中，后果然应验，迹近志怪；就连卷九《杂录》记卢多逊挨骂恐怕也出于想象：因为卢多逊南迁途中挨骂，这事他自己不会告诉外人，而骂他的老妪又不知道其人便是卢多逊，谁是见证人？
不过，人们普遍憎恨卢多逊，就虚构逻辑而言，倒是合情合理的。陆游天性幽默，无论是品文论诗，还是考订俗语，或是记录时事，都注重其喜剧意味。与读者进行轻松幽默的智力游戏，或将无价值的把戏拆给人看，在陆游是感到舒畅愉快的。
其中精彩片段甚多，如卷一“东坡食汤饼”写苏轼的旷达性情，卷六“李白识度甚浅”讨论李白的诗，卷八“白席”写民俗，卷九“不求闻达”讽刺表里不一或名实不符，记人不求传神，记事不穷考据，但逸笔草草，自饶风趣，体现出陆游的诗人气质和清明理性。
有些话题，近于书斋中的学问，陆游也能写得风姿俊爽，如卷八“风尚”：当人们崇尚“《选》学”时，对于自然景物不肯明白道出，偏要将草称为“王孙”，将梅称为“驿使”，将月称为“望舒”，将山水称为“清晖”；谁不这样写，谁就别想在考试中获隽。
而当人们崇尚三苏时，那种策士的风格又为人竞相仿效，以至出现了这样的俗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风尚”一则充分显示了时俗的力量，时髦的力量，风尚的力量。
《老学庵笔记》在杂录型轶事小说中是格外出色的一种。“丛谈”即“丛著”，指记事与考证并重的笔记，如沈括《梦溪笔谈》、庄绰《鸡肋编》等，其中的记事部分可视为轶事小说。
沈括在北宋以学问渊博著称，掌故、时政、天文、方志、律历、医药、卜算，无所不通。《梦溪笔谈》共九百余条，分十七目，所涉既广，见解亦精。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曾按照现代学科分类。
将《梦溪笔谈》的内容分为“人事资料”“自然学科”“人文学科”三大类，依次为二百七十条、二百零七条、一百零七条；各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如“自然学科”包括“算学”“天文学及历法”“气象学”“地质学及矿物学”等十五子目，依次为十一条、十九条、十八条、十七条等。
于此可见其学术价值。沈括在自序中说，他写《梦溪笔谈》，本“无意于言”，即不想端着架子写作。所以，虽然这部书广泛涉及科技材料，也有若干片段可视为考据文字，有些记叙又与事功相关，但绝没有正襟危坐的学究气，也无刻意的庄重矜持，更不像唐传奇那样把什么都渲染得异乎寻常。其记叙确如友朋相对，平易亲切。《鸡肋编》的体例与《梦溪笔谈》相近，考据的详审虽稍逊于沈括，记事诸条则自具面目，别有风味。
庄绰的强项有二：其一，庄绰长期任州郡官，奔走南北，故《鸡肋编》多记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小小轶闻，本乡本土的人看了自是倍感亲切，他乡他土的人也会为其异乡风味所吸引。如卷上所记各地岁时习俗。
其二，庄绰的父亲，元祐前后曾与苏轼、米芾、黄庭坚诸人交往，故庄绰闻见广博，所记可与史传相参证；有的笑话发人深省，如卷中所记自讳其名的种种情形。苏轼《东坡志林》在记事中述怀抒感，真切呈现了苏轼的性情，其魅力在于那种绰约天然的小品风致。
深受禅宗思想熏陶的苏轼，珍视自身的生命存在，努力超越种种窘迫和限制，以获取生活的乐趣和精神自由。中国古代文人命运坎坷的极多，但像苏轼这样超然于得失之外的极少。
千百年来，苏轼的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歆羡他刚直不屈的风节，更景仰其心灵世界的洒脱飘逸。一面是飘逸，一面则是深情：在回忆中，在思念中，苏轼对朋友，对兄弟，对师长，对故乡，总是怀着富于哲理而又深挚的感情。
“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话寻常人哪能说得出来？卷一《记游松江》就表达出一种似淡实浓、似浅实深的情愫：其叙述突出了“当年只道是寻常”这样一种感受，而当一切都成为回忆，岁月的流逝不仅增加了人生的苍凉感，也使往事更值得珍视。
卷一《忆王子立》《黎檬子》等同样是深情不能自已的回忆。自邯郸淳《笑林》问世之后，代有仿作。隋有侯白《启颜录》，唐有朱揆《谐噱录》，虽不绝如缕，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声势。
至宋代，笑话创作开始走向兴盛，品种较多，并形成了两种风格类型：一种以《艾子杂说》为代表，继承和发扬了“优孟衣冠”的讽世传统，为笑话注入了新的活力；一种仍然遵循《笑林》轨辙，包括高怿《群居解颐》、吕居仁《轩渠录》、天和子《善谑录》等，以单纯的笑话为主。
结语
宋代轶事小说的文本形态丰富多样，以上的分类评述，不免挂一漏万。其分类标准，也未能统一，如杂录类、丛谈类、“世说”类以体制为分类依据；风土类以题材为分类依据；恩怨类以作品倾向为分类依据。不过，标准虽不统一，这样的大体分类，对于读者提纲挈领地把握宋代轶事小说，仍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