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者刘义庆身为南宋皇室宗亲，手下文人无数，他本人也有着极高的文学造诣。
《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位文人政治家的手笔，使得这本书在历朝历代的文人中间风靡。有宋王说《唐语林》，明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直至近代易宗夔之《新世说》，都有着浓厚的《世说新语》的行文风格。
也正是由于作者身份的特殊性，这本奇书也成为了魏晋士大夫言行举止的教科书般的作品。其中究竟有何魅力呢？
刘义庆与他的皇室身份
刘义庆身为南朝皇室，经历也有着一定的传奇性。刘义庆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仅活了42岁。在宋文帝刘义隆上位之前，人生都比较顺遂，身为皇室宗亲，仕途一路高升。
在刘义隆上位之后，因为刘义隆本身不是经过正规的继承而登基的，所以对身边的权臣都颇为忌惮，就开始了新帝登基的常规操作——清洗身边人。
在将三位辅政大臣逐一处死后，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覆辙，所以对皇室也开展了又一轮的清洗。据统计，在刘宋60年的王朝中，皇族人，有人被杀，其中有80人都是亲骨肉互残，如此残酷的王朝斗争，在中国王朝历代的历史中也不多见。
在如此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求外放以自保，最终外任荆州刺史，远离了宫廷的喧嚣与斗争。
就这样，在宋文帝刘义隆的残酷统治下，刘义庆开始广招文士，寄情山水，而最终成就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文人气满满的作品。政治上的失意，收获了文学的硕果，不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重塑女性价值，在《世说新语》中已然开始
“三从四德”历来是中国古代女性的最高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规则约束下，女性的魅力荡然无存，才华与美丽被抹杀。然而，女性如谢道韫等的魅力是掩盖不住的，正是凭借着这样的魅力，女性才能一步步从封建礼教中走出来。
这也为统治者所觉察，封建的“道德楷模”们不惜一切也要将这种魅力扼杀在摇篮中，于是“红颜祸水”“美人乱国”的故事就由此而来。
但是《世说新语》在一定意义上重塑了这种对于女性的印象。他们承认女性也可以拥有匹敌男性的智慧。谢道韫写出“柳絮因风，白雪纷纷”的句子，也受到其叔父谢安的赏识，传为千古佳话。
他们也承认女性除了阴柔顺从之外，还能有阳刚之美。《世说·贤媛》中有如此记载：王凝之是王羲之第二子，在守城时，为了对付敌军，选择召唤鬼兵抵挡，最终大败，引来其妻谢道韫的嘲笑“不意无壤之中，乃有王郎”。
以以往的三从四德来看，这位谢夫人自然是大大逾矩了，但是在《世说新语》中，她被称之为贤媛，这也可算是魏晋风骨的一种。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如此形象被称为“贤媛”，也是女性独立的典范之一。
甚至女色，也是他们所推崇的女性特质。在女德至上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叛逆。荀彧之子荀粲，竹林七贤之首阮籍，都是此道中人。
《世说·任诞》中曾记载：因为看中了一家酒馆的女老板，阮籍就约此朋友到此酒家喝酒，喝醉便直接在女老板怀中酣眠。阮籍对这些美丽的女子并非有什么物质或者感情上的索取，只是单纯的将对美的热爱，倾注到这些美女当中。
能超脱凡尘的羁绊而去单纯欣赏美的艺术，这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从世界历史上看也是极其罕见的，魏晋的这些文人在这方面可谓是独领风骚。
《世说新语》中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将女性和男性看作了平等的个体，而不是为女性另立三从四德约束她们，这也是魏晋人士在对待女性上较为开放、贤明的体现。
《世说新语》中的能说会道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能说会道”似乎并不一直是个褒义词。统治者也不喜欢文人对政治、社会说三道四，做出过多评论。文人中间对于“清谈”的态度也存在巨大分歧，传统的儒生士大夫推崇微言大义，不喜欢做过多辩论；佛、道的文化在中国传播开来，也不是在于激烈的言辞交锋，而是得意忘言，所有道理都尽在不言中。
而《世说新语》中的的魏晋人士对于清谈极为推崇，王濛、谢安这些文坛领袖，都是清谈爱好者，《世说新语·文学》中曾载：王濛、谢安等人齐聚一堂，讨论《渔夫》这篇文章，辩论内容“叙致精丽、才藻奇拔”，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辩论盛景。
寄情言语，也是魏晋人士的生活方式之一。饮酒、作诗、交友，包括斗嘴，即辩论清谈，也都是这些文人政治失意后的生活方式。
闲下来，对于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太过痛苦，既然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就去生活，去享受，这也正是体现了魏晋人士的豁达的生活态度。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能找到这些消遣时光，也真正是一种享受
现如今语言类节目也颇受大众欢迎，等等，大家喜欢看到人们唇枪舌战交锋辩论的场景。这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早有溯源，从魏晋人士，甚至更早的百家争鸣中就已经体现出来，观点的碰撞、思想的火花，永远是产生新观点、产生创新的重要途径。
克己复礼？《世说新语》中没这个词
从对待女性的态度中就能看出，《世说新语》在对待儒教传统的礼法时，是极为叛逆的。饮酒作诗，驰马狂欢，纵情山水，不拘传统，这是在读过《世说新语》后对魏晋人士的第一印象。
不拘传统的同时，感情却极为细腻。《伤逝》篇中记载：王子猷、王子敬俩兄弟感情极好，但是有一天，子敬忽然去世，子猷却不见一点悲伤，却去俯身弹琴，直到弹到心神激荡，“弦既不调”，以至于最终掷琴于地，“恸绝良久”，才能感受到这位哥哥失去弟弟的巨大悲伤。
克制时近乎不近人情，爆发时又超出常情，这是魏晋人士对感情的处理方式，也是对传统礼法的叛逆。
从周代自孔子以来，中国历代王朝所遵循的礼法就是周制那一套，周制在创始之初，的确起到了节制人欲，抒发高尚情操的作用，但是几百年的传承下来，只流于形式，反而阻碍了情感的抒发。
情感强烈而真挚的魏晋文人们极为反对这种伪礼，“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们的理论根据，“礼岂为我辈设焉”是他们的行动指南。平时克制，爆发时激烈而真挚，也不粗鲁、庸俗，魏晋文人们在感情的表达上可谓是做到了真与美的统一。
对待生命，魏晋文人们绝不马虎
在中国人的历史上，死亡一直是讳莫如深的，我们害怕提及死亡，但是当认识到人终有一死时，历代的文人墨客也书写出无数动人的篇章。
《世说新语》也同样如此，在《世说新语》的三十多则故事中，有十余则与死亡有关，其中大部分篇章集中在《伤逝》篇当中。花费如此多的篇章描述死亡，看出了魏晋文人们对生的渴望的同时，我们也能从中一窥中国人的生死观。
这些魏晋文人们无不有着深厚的佛道思想，《逍遥篇》中的诗句信手拈来。这些教派对于死亡的态度大都是豁达的，“生为气聚，死为气散”仅此而已。
但是在真正面对死亡，即使是他人的死亡时，他们也会展现出对死亡的极大厌恶，从死者身上感受到了“兔死狐悲”的悲哀，进而更加珍惜生命，与此同时对自己终究会走向死亡而悲哀同时也有着些许害怕。
曹丕率众学驴鸣而葬王粲、孙楚仿驴鸣而悼王济、张翰弹琴慰顾荣等等，这些葬礼上的怪异行为，其实都是死者生前的爱好，也是文人们寄托哀思的方式，也是希望逝者能够感受到这番心意，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希望生命永驻，同时害怕、厌恶死亡。
未知生，焉知死，这是魏晋文人们所奉行的价值观。所以他们才在生时纵情释放，与此同时寻求长生之法，享受生的快乐。道家长久以来的传统，也在魏晋文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古有秦皇汉武寻求仙丹以得长生，魏晋文人们也丝毫不落下风，各种寻求丹药，甚至有群聚服丹的活动。
结束语
《世说新语》这部魏晋士大夫生活的百科全书中，你可以找到魏晋士大夫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做人处事，每一项都在其中。
强烈的情感应该如何抒发？《世说新语》中也已有答案，那就是做个真性情的人，以死者想要的方式，以尊重的方式，去缅怀那些已经逝去的人，活着是珍贵的，更应该将活着的每一刻变得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