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嵇康与阮籍的思想探讨，习惯于概而论之；对嵇康或阮籍复杂而漫长的思想转变轨迹要么熟视无睹，要么以偏概全，与客观的事实真相尚有距离。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贵无之学》（中）——阮籍与嵇康”一节说：“放达之士，其精神近庄子，嵇阮开其端，至西晋而达极盛。”
“嵇康、阮籍之学说非自老子而来自庄子，得到庄子逍遥、齐物之理论，而用文学家之才华极力发挥之。他们虽也主张秩序，但偏于奔放，故其人生哲学主逍遥。”汤用彤认为嵇康、阮籍学说来自庄子，故力主其“逍遥”人生哲学。王葆玹在《正始玄学》专著中对嵇康与玄学的关系有意回避，相信著者定有自己的内在原因。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凭借美学家的敏感，注意到了嵇康前后期思想的微妙变化。他们认为：嵇康的“性烈”使他不能如阮籍那样妥协以全身，嵇康对现实黑暗的认识，远不如看上去缺少刚烈之慨的阮籍那样深刻，对人生悲苦的体验，也远不如阮籍深沉、细腻；
嵇康在被害入狱后所写的《忧愤诗》，刚烈之慨溢于言表，但仍未意识到自己将会被处死，这说明嵇康对黑暗势力的卑鄙和残忍是缺乏足够认识的。统观上述观点，可见学界对嵇康思想变化的前因后果，尚缺乏更为全面的理性分析。
另外，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认为：“嵇康是历史上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具体化、人间化、诗化的第一人……他之被司马氏集团所杀，并不是因为他与曹魏集团有什么联系。”汪春泓《玄学背景下阮籍、嵇康之比较》注意到了嵇康与阮籍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术阵营。
阮籍是汉魏新学的预流者；嵇康则对汉魏新学较为隔膜。阮籍庄学执《齐物》以为漆园之义疏，在内篇范围接收庄学，彻底由老学向庄学超越；嵇康是在老学层面理解庄子，徘徊在老学与庄学两个不同的人生境界。嵇康庄学，尚偏滞于外篇，未能借庄学建构起新的哲学体系。嵇康与阮籍思想区别之根本，乃在于他未受玄风的彻底洗礼，缺乏三晋一脉的自然论意识，使他心存剥而待复的政治幻想，不能看透，不能忘情于匡世救弊。
汪春泓认为嵇康“心存剥而待复的政治幻想”确是实情。而阮籍是否由老学向庄学超越，则应另当别论。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在分析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共同特征时，认为他们都表现为在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以后承受着巨大的内心痛苦。
同时，对阮籍、嵇康后期玄学思想这种客观异化的主观反映试加分析，发现现实世界的二重化导致了他们自我意识和人格的二重化，进一步又导致了他们的玄学理论的二重化特色。上述观点，除汪春泓注意到了玄学背景下嵇康与阮籍的思想区别外，其余论述均有把嵇康、阮籍思想混为一谈的缺陷。
同时，学界对于曹魏正始年间高平陵事变特别是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事件在士人阶层意识形态中所产生的冲击力和对当时知识分子敏感心灵的重要影响认识不足。嵇康的思想轨迹经历了与时俯仰、困惑怀疑与峻切抗争的复杂历程。
嵇康与阮籍虽然均为竹林七贤的中坚代表，然而正如汪春泓论文所言，自高平陵事变之后，山涛出仕司马氏后，嵇康与阮籍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属于不同的阵营。嵇康与阮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分别继承了魏晋玄学奠基人何晏与王弼的哲学思想的。
“何晏所宣扬的玄学内核为官方哲学，意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王弼所宣扬的玄学内核为在野哲学，意在为当时的在野阶层（即司马懿集团）张目。何晏主张圣人无情，君本臣末，希望君主有为；王弼主张圣人有情，以贱为本，以下为基。二人各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代表了不同集团的意识形态”。
嵇康早期虽深受《老子》思想影响，但以正始十年（年）为界，在经历过高平陵事变和甘露五年（年）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之后，嵇康以刚烈峻切、傲世任性的态度来回应“路人皆知”的世态，使哲学的境界与人生的理想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同时，缺乏政治智慧的嵇康，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嵇康早期的“与世俯仰”嵇康小时候在母亲和长兄庇护下，有着父亲的资金抚养，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
“土木形骸，不自藻饰”“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说明了嵇康个性的率真与随和。嵇康《答二郭诗三首》（其二）曰：“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但愿养性命，终己靡有他。”嵇康通过诗歌追忆了自己的早期经历。尽管早期的嵇康曾希望与世无争，但是一旦认准了目标，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去为之奋斗，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嵇康在山阳的归隐地及其个性《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曰：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余嘉锡注引《水经注》卷九《清水篇》曰：“长泉水出白鹿山，东南伏流，迳十三里，重源浚发于邓城西北，世亦谓之重泉也。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御览一百八十引述征记曰：‘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时有遗竹也。’”
郭缘生《述征记》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竹林，以居时有遗竹也。”邓城位于辉县西南六十里，周九里；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当地人盛传曹丕特地派名将邓艾率军队在其北修筑城池，南可防守生活于浊鹿城的原汉献帝“山阳公”，北可监视在嘉平六年（年）被司马师废为齐王曹芳的重门宫（今辉县市高庄乡大史村西）。古邓城位于今辉县市吴村镇山阳村西南，尚有遗迹可寻。
景元四年（26年），在嵇康、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赴任前专程到山阳故地重游，写下《思旧赋》怀念曾经的好友：“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向秀息驾之地，即为今天山阳村南的邓城一隅。嵇康、吕安、向秀三人的灌园、居住之处，位于今山阳村和鲁村之间的竹林泉西侧高岗上，其东为竹林泉，在泉水东面，有民间供奉的竹林七贤祠与竹林寺。
《思旧赋》中有萧条旷野的描写，而距离山阳村二十余里的修武县百家岩山势险峻，视野狭窄。程峰声称竹林七贤寓居地河内之山阳，即今河南焦作一带，主要活动于河南修武县东南五十里的百家岩，既与《水经注》卷九《清水篇》记载内容不符，又与向秀《思旧赋》记载内容矛盾。
如果说竹林七贤是像“山阳公”刘协那样，偶然到百家岩游览或小聚，则应较为客观。《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嵇康与山涛、阮籍能够一见如故之时，也正是他们在特殊的背景下不约而同地选择心存世外、与时俯仰之时。余嘉锡案嵇、阮以放诞鸣高，皆狭中不能容物之语，实为忽视对嵇阮前后思想微妙变化概括之论。
而从客观情况分析，嵇康、阮籍前后期的思想变化是有迹可循的，不应将前后期混为一体，概而论之。《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曰：“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刘孝标注《康别传》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浚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
王戎，字浚冲，出身于琅琊世族，其祖父王雄任曹魏幽州刺史，父亲王浑为凉州刺史、贞陵亭侯。襄城距曹魏陪都许昌不远，王戎在其父祖封地襄城多次见到嵇康，或不为虚。这时的嵇康“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有学者认为是嵇康的性格矛盾。而笔者认为，从性格发展过程来看，这恰恰正是嵇康前期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