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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赐稿
原文载《中原文化研究》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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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光《文中子补传》
文丨孙文起
摘要：司马光《文中子补传》是一篇颇具开创意义的传记。在司马光之前，文人别集中的传记多为当代人物；《补传》之后，重写前朝名人传的现象逐渐增多。文中子王通是儒学传承的重要人物，然而，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王通事迹不清，记录其生前所言的《中说》真伪难辨，历来争议颇多。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将“长编修史法”运用到单篇传记书写之中，在史料的选汰与镕裁中，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弥补史传记载的缺失，解决有关王通事迹的争议，使得原本处于创作背后的史料考辨呈现于文本之中。在结构上，《补传》增强了传记的议论功能，相关史实辨析与人物思想评价相互支撑，融为一体，改变了传记以叙为主的固有模式。《补传》是学术发展影响下的文章典范：严谨的史学态度赋予作品“中和笃实”的风格；“一家之言”重新树立起私家传记的史传品格。《补传》在题材与写法上的开拓，为传记书写增添新体，也为纪实类的散文拓展畛域。
关键词：司马光；文中子补传；中说；传记
文中子王通是儒学传承的重要人物，在宋代之前的正史中却很少有其记载。司马光《文中子补传》（以下简称《补传》）补史之阙，考辨王通生平，评述其思想，后人论《补传》之价值，也主要集中在史学领域。近年来，司马光的散文逐渐受到重视，如詹杭伦《论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中的几篇传记》，探讨了《范景仁传》《圉人传》《猫虪传》《张行婆传》的文学特点［1］44。由于《补传》被收录在《司马温公集》的附录，再加之司马光的史学家身份，《补传》多被视为史学作品。事实上，司马光的《补传》不同于史传，也不同于单独刊行的《高僧传》《高士传》等杂传，而是被收录于文集中的单篇传记。在司马光之前，文集中的单篇传记主要记述当朝名臣、名人，如李华《李岘传》、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李商隐《李贺小传》；也有不少是自传，如白居易《醉吟先生传》、柳开《补亡先生传》；至于韩愈《王丞福传》、柳宗元《梓人传》、司马光《圉人传》，则以底层人物的故事言说道理。司马光《补传》之后，补修、重修的前朝明贤传多见于文人别集，以此探讨司马光史学与文学之关系，可见北宋儒学影响下纪实类散文的发展。
一、文中子与《文中子补传》
王通，字仲淹，隋代大儒，生前声誉极高，有“河汾道统”之誉。据隋末唐初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唐太宗时的名臣，如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皆出于王氏门下。王通所著《王氏六经》（又称《续六经》）声名远播。王通去世后，族人及门生议谥“文中”，整理其生前所言，遂有《中说》一书。
△王通画像
唐太宗时期，朝廷广开史馆，修撰前史，然而，《隋书》却没有王通的记载。杜淹《文中子世家》是当时记述王通事迹最为详尽的材料。杜淹，曾任隋朝吏部尚书，卒于贞观二年（年），是初唐名臣杜如晦的叔父。《文中子世家》记王通事迹虽详，正史却无一言提及，更蹊跷的是，王通门下的名人也无片言称述其师。随着初唐一代英杰相继辞世，王通逐渐被世人淡忘，《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所载王通之事也变得扑朔迷离。
中唐之后，王通再被提及。韩愈的学生李翱《答朱载言书》，将《中说》与《人物表》《太公家教》并称，认为这几部作品“理胜于辞”［2］。《人物表》即刘邵《人物志》；《太公家教》是唐代开蒙读物。李翱虽然提倡“文、理、义”三者兼备，但更重视文辞，对王通《中说》评价并不高。直到晚唐，王通方才真正为人重视。皮日休《文中子碑》自称“嗜先生（王通）道，业先生文”［3］35；《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又将孔、孟、荀卿、王通、韩愈奉为儒道正统。类似的推赞褒扬也见于陆龟蒙、司空图等人著述。晚唐诸子似不在意史传阙载，而是要将王通作为儒道传承的重要人物，重树世人对儒道的信心。
宋人延续了对王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