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进化论著名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指出：“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在此基础上，文化又可分为“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两个层次。汉末魏晋时“游侠热”的现象已经浸淫到“隐性文化”层面。
魏晋起文人名士们除了思想上的慕侠，在服饰用具、生活内容、人际交往、行为模式等，都有意无意向武侠群体有着一定程度上的靠拢和模仿。中国人“有生以俱来”的侠义“集体潜意识”，于平民百姓是通过侠义行为冲动流露，于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则是通过对侠现象“越轨心理”的萌动显现的。
一、人物风神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尽管政局极为黑暗，但文学和以玄学为主流的哲学，在这一时期空前繁盛，艺术领域也百花齐放，取得了各方面的惊人成就，为后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宗白华先生谈到，中国美学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而中国“人物美学”，尤其是对男性人物美的欣赏，便是在这一时期臻于成熟。其标准基本上是“形神兼备、气韵为上”，以高挑白皙、清逸风流为佳。
气质各异的植株，向来给予文人以各自纷繁的启发——“香草美人”，自古以来都是文人自我比喻、寄寓志意一种喜闻乐见的手段。而抛去“草”式自怜自艾的哀愁，魏晋士人更为倾向于“木”式高拔独立的清新。“松”历来是风骨气节、高洁肃穆的象征；而“风”则是逍遥倜傥、灵动柔和的。
嵇康风姿特秀，见者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嵇康既有着“爽朗清举”的挺拔形象，又兼具松风般舒缓悠长的高雅气质，如何令人不为之心折？但并不是所有的魏晋名士，都像嵇康那样“色艺双全”。
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矮小丑陋，而且嗜酒之后，恐怕还要一副“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样子。时人任嘏写到“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土木二者的结合即同时富于勇气、智慧和宽容，在刘伶的体态中体现为一种，敢于抗拒世俗礼教、又要追求自我安宁，和悠然自得的玄远含蓄之美。
时人对于“貌甚丑悴”的刘伶和“风姿特秀”的嵇康，都是尊敬和赞赏的。这说明当时的人也不完全是以貌取人，而是注重内外的协和与相同，只要人的外在形貌能够传达出，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那么就是可以为世人所接受、议论乃至鼓吹的。
此外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地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玉石比之星月云水之流，正是最符合“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这一描述之物。故而《世说新语》中多处以灵石美玉为喻体，将中国传统玉文化在封建社会中，对“君子”的象征意义阐释得淋漓尽致。
尽显“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作为魏晋名士群体的鲜明代表，嵇康在《世说新语》中出现之时，总是情节高潮迭起，且笔触鲜活。比起他平日里不苟言笑、俊朗清肃的形象，他酒醉之时则“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都说文字终有不及图画之处，就是无法过于形象地表现出一些场景。
但文字有过于图画之处，就在于形象不足而生动有余。此处就是如此。嵇康此人虽被直接描写的笔墨不多，但字字精当，他的醉态和平日里禁欲高岭的形象形成对比，简直如在眼前。一千个读者眼里，应该会有一千个面目各异的嵇康。但相同的是，他一定都有一副迷人的面孔，一身铮然的风骨。
嵇康这里被比作“玉山”，比之前几位玉面郎君，则应是不仅仅取了“玉”坚贞、端庄的特性，也取了“山”巍峨、凛然的风貌，多了一分锵然。总之当时仪容和人体之美，能够成为独立的审美内容，人们对外貌的重视比今天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在咏侠诗中就表现为，诗人们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