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丁从人的自觉到形而上学读汤用彤

从人的自觉到形而上学

——读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

王一丁/文

鲁迅曾评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自觉是以人的生命和思想的觉醒为底蕴的。翻开汤用彤先生所著的《魏晋玄学论稿》，魏晋时期的人与思跃然纸上。通读本书，我感受到人的自觉与形而上学交相辉映，贯穿全书八篇论文始末。然而，提笔后我才发现，我“有感”的部分很少，这更像是一篇学习魏晋玄学后，梳理总结时所做的笔记，以供自己日后习作思考时查阅翻看。

《读人物志》一篇，汤用彤先生以刘邵《人物志》为研究对象，据此展开三部分内容：概括论述书中大义、推断演绎名家变迁、辨析书中名法儒道四家思想。书中大义有品评人物须通过外在形质观其内在才性，将其内在才性分门别类即可据此详尽人物适宜的职业，检验其行为才能正确判读其人的名目，重视人伦则崇尚交谈论辩，察举人物难以辨别奇尤之人，欲实现天下太平必须仰赖圣人的察举，欲开创千秋大业就要崇尚英雄豪俊，高尚的君主美德是主张中庸无为。魏晋时期至汉代，近人事的名学逐渐演变成为趋于虚无玄远的玄学，即由人的自觉聚焦于形而上学。第三部分“明四家”论述魏初学术思想杂糅自名法儒道四家，由此可见刘邵《人物志》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本篇框架见下图。

玄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在《言意之辨》开篇，汤用彤先生便提到“研究时代学术之不同”，不仅要“注意其变迁之迹”，而且更应当“识其所以变迁之理由”。在魏晋时代，名家学术流行一时。魏晋时代的名家其原本目的为品评人物，“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逐渐转向为辩论名实之理，最终归宗于无名无形的言不尽意之说。因此，“言不尽意”实为崇尚名理的必然结果。其后，王弼将“言不尽意”加以变通，主张“得意忘言”，这不但为经学书籍提供了可靠的解释方法，而且深深契合玄学的宗旨，即“玄贵虚无，虚者无象，无者无名”，还为儒家与道家提供了会通的桥梁。王弼的“得意忘言”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廓清，使汉代经学转变为魏晋玄学，玄学的基础由此而奠定。

第三篇为《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在详尽论述魏晋玄学流别之前，汤用彤先生对汉代玄学与魏晋玄学进行了区别对比，二者最初虽然都以老子学术思想为依托，但汉代玄学通过自然物理推演天道与人事，而魏晋玄学并不执着于实物，放弃了天道而追究本体，更接近于对纯粹玄学的讨论。魏晋玄学流派各异，数量众多，汤用彤先生以其中最重要四个流派为对象展开论述（如下图），分别为：王弼或本无义、向秀与郭象或即色义、心无义、不真空义。王弼思想与释家本无义相近，都主张“以无为体”，宇宙的本体是无，其人生观主张“反本为鹄”，即回归本真。向秀、郭象思想与释家即色义相近，主张“独化”，即自然而然，人生观主张“安分”。心无义一派以心神为虚豁，不真空义一派主张非无非有。

就西晋何邵所作《王弼传》，汤用彤先生著作二篇，分别为《王弼大衍义略释》及《王弼之圣人有情义释》，在此段一并讨论。汤用彤先生对玄学本体论的兴起的发生学探究，是以王弼的大衍义为例，说明新学是如何在与旧学的斗争冲突中，逐渐获得其主流思想地位的。其冲突之剧，尤可见于王弼释大衍义是对汉代儒学的彻底摒弃，对后世的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用彤先生称其为“中华思想史上之一大事因缘”。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王弼认为圣人有情。就此辩驳，汤先生综合汉魏年间的学说做出三点推测。其一，圣人无情是汉魏年间名士必然推崇的学说，王弼提出圣人有情实则是为立异。其二，圣人无情观点的流行是新学战胜旧学的必然结果。其三，王弼主张圣人有情，若以动静为基本观点，亦有其合理之处，即“故圣人虽德合天地，而不能不应物而动，而论性情”。

第六篇仍为王弼之思想，题为《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汉魏之际，学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既有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之争，又有荆州学派的日益发展。汤用彤先生指出，王弼之学与其家世与荆州颇有关系。王弼注《易》时，经传联合，以经附传。其将儒家与道家合同论辩，最著名之处在圣人观念，包括四个方面：主张儒家之圣人而非道家之圣人；圣人圣神明智可知晓预见；圣人以道治世德合自然；圣人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即用行舍藏。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一篇讨论向秀与郭象对于庄子的态度以及对于其学说与儒学的联系。郭象认为《庄子》的宗旨是“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是道家的顺乎自然，“外王”取孔儒之旨，不废名教。以“自然”为本为体，以“名教”为末为用。而对于“老、庄绝圣弃智，鄙薄仁义，毁弃礼乐”，郭象在其《庄子》注给出了方法之解答与理论之解答。方法之解答是寄托于言意之辨，即王弼论言尽象，得象忘言，象尽意，得意忘象。读《庄子》的好方法是“善会其旨归，而不滞文以害意”。理论之解答为“外末者圣人之迹，内本者圣人之所以迹。”

最后一篇为《谢灵运辨宗论书后》，谢灵运的《辨宗论》集中表述了儒家与释家在圣人观念方面的根本不同，建立了一种折衷的道生之说。汤用彤先生用排列组合的方法，将圣人是否可学可至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分为四种。一为圣人不可学不可至，此乃中国传统；二为圣人可学可至，此乃印度传统；三为圣人可学不可至，此说无理不能成立；四为圣人不可学但能至，此为谢灵运《辨宗论》所述的道生之说，即“闭其累学”、“取其能至”。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如此时代方能诞生玄学这般“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的学问。这本《魏晋玄学论稿》虽略显零散，未成体系，而其涵盖的魏晋玄学的主要方面已使我收获颇丰。第一遍阅读，我所作笔记稍显生疏，今后我仍会时常翻看，常看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