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一书中涉及林林总总的人物不下多个，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隐士童稚，我觉得有一人值得特别称道，就是顾恺之。他可说是“穿越一族”了，从文学门，到言语门，到巧艺门，都有他的身影。纵观他的从政经历，跟桓温、殷仲堪、谢安、桓玄都有交集，是《世说新语》中面目气韵最为生动的一个人。《晋书·顾恺之传》评论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后世人谓之“三绝画圣”。“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不论诗也好画也好，顾长康十分注重神韵。他著有《画论》，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绘画思想，对后世绘画、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所谓“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要画出手挥五弦的动作很容易，要画出目送归鸿的神态就很难。所以他不到心领神会之时，绝不轻易点睛。顾长康给裴楷画像，脸颊上多添了三根胡须。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顾长康说：“裴楷俊逸爽朗，很有才识，这恰恰是表现他的才识。”看画的人仔细端详，确实觉得增加了三根胡子才更有气韵，远远胜过还没有添上的时候。由此看出他十分注重人物画的传神，并不追求绝对的形似。唐代张怀瓘对其画评价甚高，评价南北朝时期的三位丹青妙手时说：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同时代的谢安对他推崇备至，说他的画“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当时顾恺之为很多名士画过像，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主要是契合了当时名士的审美观，即“重神”“传神写照”。传说顾恺之当初是以一幅《维摩诘像》壁画而名传天下。那一年，金陵瓦罐寺筹建寺庙却缺乏资金，于是号召当时所有的官吏学士来进行捐款，但是没有一个人捐出超过10万钱的，所有人捐的钱远远不够寺庙扩建的，这时，顾恺之来了，他说有办法。他让寺里留一面墙给他作画。他闭门画了有一月余，画的是一幅巨大的佛像，最后他拿起画笔，在佛像的眼睛处轻轻一点，画像立刻像活了一般，“光照一寺”。做好画之后，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很快便筹集了一百万，而顾恺之的名声也在天下传开。他画的维摩诘像，之所以引起轰动，主要还是因为顾恺之赋予了一种艺术形象，“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通俗地讲就是，维摩诘的形象很轻瘦，仿佛有病的面容，伏在小几上，像是在深深的思考着什么。传神地刻画出了维摩诘这位佛教中大居士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就与当时人们幻想的那些名士的形象相应和。顾恺之其实是魏晋文化审美思辨的一个代表。魏晋名士最重形，也最重神，形神具备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即追求形神的绝对统一。当时的士人品评人物，首先看他意态是否闲雅，神情是否清朗，如《世说新语·容止》中的“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如“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皆是重点刻画其人的精神气度。神之一字，最在其眼。所以也特别重视观察其人的眼睛，如《世说新语·赏誉》中有“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世说新语·容止》记载：中书令裴楷容貌俊美。有一次生了病，非常疲乏，晋惠帝派王夷甫去看望他。这时裴楷正向着墙躺着，听说王夷甫奉命来到，就勉强回过头来看看他。王夷甫告辞出来后，告诉别人说：“他双目闪闪，好像山岩下的闪电；可见只是小恙而已。”魏晋时期士人之所以特别重神，是与当时崇尚玄学分不开的。两晋时期，清谈鼎盛，以老庄道家思想为基础，同时汇通儒教、佛教的玄学开始兴盛。其无为而治、齐物忘我的思想境界让士人在精神上得到了慰藉和解脱。清谈的主要议题就是有和无、性和形的思辨。而两晋时期，佛法东来，在东土迅速发扬光大，佛法开示“真心自性是人人本具，只因妄想攀援不能证得”，法身常住，不死不灭，光明彻照，身体只是皮囊，是识神暂时寄寓的旅舍。名僧支道林、慧远常跟名士们交往讲学，促进了佛教教义的传播。在玄学鼎盛之时，精神不灭已是共识，名士们向往隐逸泉林，修身悟道。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世说新语·识鉴》”很显然，魏晋时期重神的审美意趣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在艺术创作和文学评价上都可见其身影，正是“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诚如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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