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麟德
内容摘要：明焦竑《玉堂丛语》似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而成。此书记载了有明开国皇帝及名臣事迹，特别是对乡贤高穀事迹的记载，对忧国忧民清官的记载，对正直官吏与阉宦斗争的记载，对文坛名流德艺双馨的记载，均富有学术意义与史料价值，有些记载与古邑兴化有不解之缘，为元明史料笔记中一朵绚丽的奇葩。
关键词：焦竑《玉堂丛语》学术意义史料价值奇葩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明清除以小说闻名外，小品亦独树一帜。小品乃“散文的形式之一，篇幅较短，多以深入浅出的手法，夹叙夹议地说明一些道理，或生动活泼地记述事实，抒发情怀。我国古代即有此种文学样式，明清更为盛行”。（《汉语大词典·小品》）在明清小品中特别令人瞩目的为笔记，有笔记史料、笔记文学等。所谓笔记，意为信笔记录之言，叙事、议论、抒情纷披杂出，但以记叙琐事趣闻最为习见；篇幅短小精悍，涉笔成趣，不拘一格。汇编起来，裒然成帙为笔记专集。北宋填过《玉楼春》词以“红杏枝头春意闹”而誉为“红杏尚书”的宋祁，首以《笔记》为其随笔杂录命名。笔记取材极广，既志怪，又志人，志怪纯属虚构，志人亦有想象夸饰，此之谓笔记小说。如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再有笔记史料即杂史琐记，是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属于野史类的史学体裁。此类或掇拾旧闻，或记述见闻时事，或即兴遣怀发议，包罗万象，细大不捐，如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更有考辨评论，为治学或读书札记，考经证史，品诗论文，甚至兼及自然科学，行文精确严肃，如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临川之《世说新语》，所记东汉以前甚少，主要为汉末至东晋的遗闻逸事，尤以“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居多，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习气，世称轶事小说。文字简约隽永，生动活泼，善于传写人物的神情性格。鲁迅赞其“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中国小说史略》）对后代轶事小说及笔记文学有较大影响。全书内容按类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按类系事。
《世说新语》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焦竑撰《玉堂丛语》八卷，为其收绾之作，万历四十六年戊午撰序后不久即归道山。此书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而成，将则从明初至万历年间翰林人物的遗言往行编入54门类中，“其官则自阁部元僚而下逮于待诏应奉之冗徒，其人则自鼎甲馆选而旁及于徵辟荐举之遗贤，其事则自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而微摭于谐谑、排牴之卮言，其书则自金匮石室、典册高文，而博采于稗官、野史之余论”。（顾起元撰《玉堂丛语序》）54门类为《行谊》（品行、道义、事迹）50则，《文学》（文章、博学、才智）42则，《言语》（辞令、词章、言辞）9则，《政事》（政务及处理政务的才能）50则，《铨选》（选才授官或铨选官员）12则，《筹策》（筹算谋划、揣度料量）26则，《召对》（君主召见臣下令其回答有关政事，有因句读字义未明，召对翰林儒臣质之，有召对内阁辅臣询诸国事）8则，《讲读》（讲习诵读）12则，《宠遇》（帝王给予的恩遇）40则，《礼乐》（礼节和音乐，帝王兴礼乐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目的）16则，《荐举》（介绍、推荐人才）16则，《献规》（诤言进谏）40则，《侃直》（刚毅梗直）18则，《纂修》（编辑修撰）17则，《调护》（调教辅佐）15则，《忠节》（忠贞而有节操）18则，《识鉴》（见地和鉴别人材能力）29则，《方正》（行为、品性正直无邪）29则，《廉介》（清廉耿介）25则，《义概》（严正的气节）13则，《器量》（才识、度量）21则，《长厚》（恭谨宽厚）8则，《退让》（谦逊、礼让、退避、让步）14则，《慎密》（谨慎保密，认真细致）5则，《敏悟》（聪明、觉悟）2则，《出处》（出仕和隐退）4则，《师友》（可以请益的老师和朋友）24则，《品藻》（品评、鉴定）9则，《事例》（成例，有代表性可作依据的前事）33则，《科试》（科举考试）21则，《科目》（分科选拔官吏的名目和通过科举取得的功名）34则，《容止》（仪容举止）7则，《赏誉》（称赏、赞誉）12则，《企羡》（仰慕）11则，《恬适》（安适）13则，《规讽》（规劝讽喻）10则，《豪爽》（豪放爽直）5则，《任达》（放任旷达）13则，《夙惠》（生来就有的聪慧）15则，《游览》（从容行走观看名胜、风景等）5则，《术解》（医、卜、星、相等方术讲解）11则，《巧艺》（工巧的技艺）9则，《伤逝》（悲伤地怀念去逝的人，为死而伤）4则，《志异》（记述奇特怪异不祥之事）14则，《简傲》（高傲、傲慢）2则，《谐谑》（语言滑稽而略带戏弄）24则，《俭啬》（节俭吝啬）3则，《汰侈》（骄奢）2则，《险谲》（阴险诡诈）3则，《忿狷》（怨怒愤恨）3则，《刺毁》（采取毁谤）6则，《纰漏》（错误疏失）24则，《惑溺》（沉迷）3则，《仇隙》（仇人冤家）5则。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宣扬忠孝节义，关心民生疾苦，由褒到贬，自远及近，泾渭分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其分门别类，已见抑扬。像《玉堂丛语》这类明代“世说体”的笔记文学对清代“世说体”还起着传承、借鉴、创新的作用，如乡贤李清《女世说》五卷还出现了一类专门辑录婢妾娼妓言行事迹的小说。
若从内容来看，主要记有明二百余年的翰林人物的品行、操守、言谈、举止并杂录朝野琐闻轶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若干方面，可为正史纠缪补缺，野史在反映历史的真相上比正史更真实生动和具体。鲁迅、毛泽东等伟人对野史和笔记都十分感兴趣，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和《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里反复论证过；毛泽东更在书信中要求岸英读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掌握正史失载而不可或缺的史料，如放翁《老学庵笔记》中记秦桧杀岳飞临安人民闻而痛哭可补正史之阙如。
《玉堂丛语》作者焦竑字弱侯，号澹园，为明代著名思想家、学者、藏书家，江宁人。生于嘉靖十九年（），卒于万历四十七年（），享年八十。为诸生时负盛名，嘉靖四十三年廿四岁举应天乡试，翌年起参加会试七试不第，困于场屋。师承泰州学派耿定向、王襞、罗汝芳、史桂芳诸名家，黄宗羲编《明儒学案》把他列在《泰州学案》之中，属泰州学派。他服膺“十年窗下苦、读书乐、衣锦还乡”的科举三部曲，有志竟成，万历十七年殿试终于大魁天下，官翰林院修撰，得以参与国史的编撰工作，有机会博览官方纪录及时人笔记著述，甚至兼及碑铭、行状，不特写成《国史经籍志》，还为以后写成集明人笔记史料之大成的《玉堂丛语》作好资料准备。澹园老人曾于卷首自述其成书经过：“余自束发，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苦无从咨问，每就简册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论建，隐居之讲求，辄以片纸志之，储之巾箱。顷年垂八十，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其初心，不啻韩子所言者，业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其尝为心思所及而广之，余不能止也”。《明史本传》亦称其“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玉堂丛语》即为其观览典籍的读书笔记，日积月累，聚沙成塔而成。书痴者文必工，因而“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书痴文工，理所当然颖出而为人师，遂出任皇长子讲官。按首辅王锡爵建议，辑录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六十位有作为太子的故事编成《养正图解》，冀望“固今日之根本，启他日之太平”。（陶望龄：《歇庵集·与焦弱侯年兄十二首》）讵料遭到招权示威的辅臣张位的嫉妒，再加上两次出任乡试典试官，虽加剧了嫉妒者的仇恨，但从落第试卷中擢拔了难得的人才徐光启。徐秉承澹园老人和利玛窦的学术意志与精神，翻译西方典籍，传播西洋科技，为中西文化科技殚精竭虑，厥功甚伟。去官后日日徜徉于金陵澹园，拥书数万卷，吟哦其中。据明史专家吴晗称：“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收罗。有两楼藏书，五楹俱满，并详加校勘”。（《江浙藏书家史略》）优游林下后其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日隆，著作等身，有《澹园集》，《四库总目》所收有《玉堂丛语》、《焦氏笔乘》、《焦氏类林》、《支谈》、《焦弱侯问答》、《国史经籍志》、《献徵录》、《熙朝名臣实录》、《俗书刊误》、《易荃》、《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中原文献》、《养正图解》、《阴符经解》、《老子翼》、《庄子翼》等凡十六种。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列焦竑《国朝献徵录》、《澹园集》为参考书目。
兹就《玉堂丛语》所录剖析其学术意义与史料价值：
一、《玉堂丛语》对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及若干名臣有不少鲜为人知的记载，均为极其珍贵的资料。
明太祖朱元璋性格残暴，独裁专制，屡兴大狱，功臣稍有过失，辄遭杀害。建国之初，遣使以束帛召聘青田刘基、丽水叶琛、龙泉章溢、金华宋濂重用。太祖垂询问策？章溢开门见山对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宠遇》）陶安也谏太祖“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筹策）朱升更告诫他，杀降不祥，惟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母仪天下的马皇后还经常谏太祖制怒，李希颜为诸子师，有不听教诲者“或击额以管”，太祖发现后勃然大怒，马后劝曰：“恶有以尧、舜训尔子，顾怒之邪？（哪里有用圣人之道教导您的儿子反而发怒的吗？）帝威用霁。”（《讲读》）
明太祖朱元璋重视夷狄外邦的文化，洪武十五年授蒙古族学者翰林院编修马沙亦黑、哈麻敕，令翻译大都秘藏历书，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懿赤黑翻译《华夷译语》（《纂修》），以利各方文化交流，丝路得以畅通。
明太祖朱元璋广纳众议，在卫国公邓愈举荐下，召对朱升，朱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答问。盖“高筑墙”是让自己割据一方，“广积粮”是积蓄实力，“缓称王”是免得成为众矢之的。凡此种种皆劝朱元璋以逸待劳，以静待动，以饱待饥，后发制人，两汉刘邦、刘秀，唐李渊皆以此稳操胜算。“浙东四贤”——刘基、叶琛、章溢、宋濂皆朱升向太祖力荐。后“凡礼乐、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赞划”。（《识鉴》）不仅为大明制定了礼乐制度，还搜集后妃故事编成《女诫》，与修国史，拜升为翰林侍讲学士，史家褒之：“升于明兴之初，参赞帷幄，兼知制诰，一切典制，多出其手，与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制诰即皇帝的诏令，朱升为明太祖写了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刘基、朱文忠、邓愈、陶安等人的诰书（皇帝诰封臣下所颁发的文书），李、徐、常、刘四书尤胜。朱元璋尊称其为“宗长”，毛泽东赞其“九字国策定江山”，信哉斯言！
方孝孺在靖难中死节，其实是有原因的。谈迁《国榷卷十二·惠帝建文四年》中作过一些披露：方“师事宋濂，洪武中，被荐召至京，太祖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用之。遣归，杜门纂述，后授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建文召拜翰林学士，迁侍讲文学博士，日备顾问，预议削藩”云云，但未言其详，《丛语·忠节》却将洪武、建文两朝对方正学的知遇之恩和盘托出，预示方日后为知己者死毫不突兀，合乎情理：“方孝孺，洪武中以学士吴沉、揭枢荐，召见，高皇谓枢曰：‘孝孺孰与汝’？枢曰：‘十倍于臣’。使见皇太子，赐宴，故欹其几以试之，孝孺必正之乃坐。高皇使人觇之，喜谓皇太子：‘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耳’。丙子徵入，典应天试。太祖大渐，遗令先召孝孺。建文即位，驰驿召还，为翰林博士，进侍讲学士，日侍经筵，备顾问。凡将相大政议辄咨孝孺，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比定官制，改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即以授孝孺。靖难兵起，日召谋议，诏檄皆出孝孺手。兵既渡难，划策坚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为，乃作绝命辞，未几，不屈而死”。据此可知，方孝孺是建文政权中的实际决策者，士为知己者死乃历史的必然。为收众星捧月之效，还简录陈迪、黄观、胡子昭、练子宁、景清、陈性善、黄子澄、卢原质、林右、戴德彝、楼琏、王叔英等靖难死节诸臣事迹，而详略有别。封建社会凡忠于君国者必孝于父母，“方正学父克勤，洪武初，为济宁州。有诬以擅用仓中炭苇者，被逮。正学上书政府，愿以身从军，赎父罪”。论者以为“臣子两遂，忠孝并弘”。（《行谊》）且尊敬师长，“方孝孺在宋濂门为高第弟子，从濂后，每私居念及，或见其手迹，或谈及濂事，辄涕泣。既官汉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抚恤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恸哭移时乃去”。（《师友》）宋濂为明初一大家，因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谪四川茂州，死葬夔州，潜溪、正学师生之谊厚，于此可见。凡此种种，皆出于以孔孟之道宣扬天地君亲师之忠孝节义。
解缙是明初名臣，尝草疏万言指斥时政，论政令多变，刑罚过重之弊，直言太祖朝令昔改、杀戮太多等敏感问题。此公品高志洁，“性孝友，重义轻利，笃于故旧，喜引拔士类，文翰皆精绝。尝语人曰：‘宁为有瑕玉，不作无瑕石’。”（《义概》）才华横溢，坊间盛传“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名联出自解手。还擅吟诗歌颂君王，太祖与解缙在金水河中钓鱼，解赋“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帝王家降生女婴死后扔入荷花池还赋诗：“君王昨夜降金龙，化作嫦娥下九重。料是世间留不住，翻身跳入水晶宫”。（《解学士全集·卷首〈年谱〉》）这样一位敢作敢为、敢说敢当、才思敏捷、胆识非凡的大学士，为何只活四十五岁？盖因他卷入了一场险恶的宫廷斗争而终遭陷害，含冤而死。解缙永乐初，官至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直文渊阁，预机务，总裁《太祖实录》，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很受成祖重视。尝听成祖云：“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已，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猛）、魏（徵）之风世不多见”。明成祖朱棣因次子汉王朱高煦征白沟、东昌立功，江上之战救驾，萌生偏爱，对汉王礼仪待遇超过太子朱高炽，废嫡立庶之端倪渐显，此国之祸也，解力谏“不宜过宠汉王”。后汉王在淇国公丘福的力挺下，成祖“欲易储。召帷幄重臣决之，诸臣莫对，缙独曰：‘好皇孙’。由是成祖释然，仁庙之位固矣。缙以三语而决此事，古未有也”。“解学士缙应制题《虎顾众彪图》曰：‘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诗，甚思之”。以譬喻诗讽谏，用心不可谓不良苦。解缙直接、间接不让、不肯易储乃是为了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皇图永固，无可非议。“后丘福泄其语于汉庶人，庶人衔缙次骨，以至屡贬，逮赴诏狱，庾死雪中，皆庶人谮也”。“汉庶人”即汉庶子，汉王朱高煦。弱侯对解学士高度评价并为之仗义执言而鸣不平：“自今观之，列圣及圣子神孙享万世无穷之业，缙不为无助。百余年来，褒赠之典不及而诸臣亦未有为白之者，诚缺事也”。（《调护》）解缙是与方孝孺殊途同归敢于诤谏的志士仁人。
二、《玉堂丛语》对兴化明代三阁老（李春芳、吴甡）之一的高穀记载颇详，笔端褒赞，溢于言表。高穀历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代宗（景泰）五朝，有“五朝元老”之誉，沉浮俯仰于宦海达四十载。高穀得以入阁辅政，乃“三杨”推毂。“王振谓三杨曰：‘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文贞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文敏曰：‘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振喜，令具名，翌日即荐陈循、高穀、苗衷等。文贞让文敏，文敏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以某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数子皆是我辈人，当一心力’。文贞叹服”。（《识鉴》）“三杨”即东杨文敏公杨荣有相业，西杨文贞公杨寓（士奇）有相才，南杨文定公杨溥有相度，宣、英间同掌国政并与擅权阉宦王振周旋的大学士。正统初，王振独揽军政大权，逼“三杨”引退，遂力荐高穀辅政，得以入阁。从“数子皆是我辈人”可知高穀从不趋炎附势，“三杨”推毂的接班人乃大明朝社稷之臣、股肱之臣。土木之变后，英宗北狩。北京保卫战获胜，瓦剌被迫愿与明修好并放回英宗，代宗恋栈，态度暖昧，高穀坚决主张遣使迎驾。“选使虏者，得中书舍人赵荣，升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义公穀时在内阁，嘉荣之奋忠，解所束金带与之”。（《宠遇》）《玉堂丛语》所记与《嘉靖兴化县志·高穀传》略同。英宗回銮，代宗具礼甚薄，高穀直言不讳，力争礼宜从厚。“景泰元年八月，太上皇帝车驾自北狩还，方议奉迎礼，众涉疑未定。千户龚遂荣寓书于大学士高穀，言奉迎当从厚。穀即袖其书以进，且曰：‘武夫尚知此礼，况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荣非分，下锦衣狱。会车驾至，百官郊迎，穀复上章以伸前议，闻者韪之，而遂荣亦释”。（《礼乐》）兴化志乘亦载。
高穀不特在土木之变中识大体，顾大局，而且清廉正直，持议公正，且不避权要，遇事无偏私。“刘俨主顺天乡试，内阁陈循、王文子入试，属之，皆不从。二人因劾俨考阅不明”，“上命高文义公复试诸得举者，高力言俨等无罪”。（《纰漏》）平居生活谨朴，鄙浮华，乐俭素，廉介自持。“高穀官至台鼎，家业萧然，敝庐瘠田，仅足衣食，身没未几，子孙贫窭。方毅廉洁，卓然有古大臣之风”。（《廉介》）为中书时，“尝赴海印寺写佛经，遇雨，徒跣以归。或讶其劳苦，穀曰：‘我一人何足惜，盍达诸当轴大臣禁写佛经，则所全者大矣’。当轴闻其语，甚器。会考满，改翰林编修，及升侍讲学士，历官己二十余年。上任公宴，犹以新花样补缀旧锦袍，外人谓高学士锦上添花”。（《俭啬》）《丛语》不惟记高穀的高风亮节，还兼及其家事，甚至连高夫人的悍妬均不吝笔墨。“高穀夫人悍妬，无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寝。偶留陈循酌，谈及此，夫人于屏后闻之，即出诟，循掀案作怒，以一棒扑夫人仆地，因数之曰：‘汝无子，又不容妾，是欲绝高氏后也？吾当奏闻，置汝与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峘。友人称之曰：‘此陈公一怒之力也’。”（《忿狷》）此事，早在百余年前陆容《菽园杂记》中亦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当较可信。所记高夫人是否即与高阁老合葬于兴化平望铺河东的诰封夫人郭妙宁存疑待考。澹园老人以太史之笔褒誉兴化高文义公，洵卓见也。史笔千钧，旨哉！
仔细揣摩《玉堂丛语》，似与古邑昭阳有不解之缘，有些记载由此及彼，往往与兴化的历史名人、地方掌故珠联璧合，若出一辙。也有亮节高风与历史上重要名人不谋而合者，亦表而出之。
其一，明英宗吏部尚书王翱不让仲孙与寒士争名弃劵付诸丙丁，“王公翱为吏部尚书，忠清为英皇所任信，仲孙以荫入监，将应秋试，以有司印劵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如汝误中选，则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阶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冀非分耶？’裂其卷，火之”。（《退让》）无独有偶，兴化三阁老之一的李春芳，“不为子弟求庸进”，（《万历兴化县志本传》）不与寒士争利。若逢科考，他驰书诫子，“汝辈纵不得第，犹可博荫。明经一途，留待寒士，勿在籍与考”。（《家书》）
其二，明英宗正统间曾任翰林院检讨世称白沙先生的陈献章遇盗与兴化韩贞逼肖。“陈公甫自京师还，与族弟同舟，至广东阳江，遇寇乘小艇御之，尽劫舟人财物而去。公甫居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宁取我物耳’。寇曰：‘汝为谁？’答曰：‘我陈献章也’。寇举手作礼曰：‘我小人不知，惊动君子，幸无怪。舟中之人，皆先生友也，忍利其财乎！’悉还于舟，乃去”。（《行谊》）乡贤韩贞亦有悲天悯人惠及盗贼之举。贞号乐吾，兴化东乡韩窑人，世业陶，为明泰州学派王艮、王襞父子弟子。他多行善举，助人为乐，济世救人，惠及盗妓，有“东海贤人”之誉。据雍正兴化县令汪芳藻重订《乐吾韩先生遗事》载：“先生尝自安丰夜行遇盗，先生言于盗曰：‘今夜三君子劳苦矣，知君子非候我者，望有富人夜行，可足三君子之用，奈我贫士也，然少有束金五钱，衣一袭，愧不多，若内衣则吾断不能裸形体。’盗持衣、金去，已而惊相谓曰：‘此莫非韩乐吾先生耶？’追问之，果然。贼曰：‘我等小人，冒渎夫子，死罪，今而后改过矣’。置所掠而遁”。
其三，马廷用救灾与郑板桥同工异曲，“马公廷用署南京户部，会岁歉，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属。留守诸司议所以拯救之法，或以为当请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请而后赈济，数万人将化为鬼物矣。古人固有矫制发仓者，吾请独任其罪’，众是之。赖以全活者甚众”。（《政事》）再看百五十余年后的郑板桥，为民请命，因灾荒赈饥，为民谋福祉，罢官亦在所不惜。乾隆十一年起，潍县连年遭灾，燮公曾目睹人相食的惨状，毅然决然开仓赈贷，有人劝他上报待命，他却义无反顾地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咸丰兴化县志本传》）于是，发谷若干担，令民具领劵借给，活万余人。
其四，以杨荣举荐任工部右侍郎兼江南巡抚周忱不时深入民间关心人民疾苦，“周文襄公忱巡抚江南时，尝去驺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行谊》）“五保有王槐云者，夏月林下乘凉。公至，与并坐，说田里间事甚悉，俄而从者至，始知为巡抚，叩头谢罪。公笑而抚之，且毕其说而去，其心勤民事如此”。（《政事》）乡贤郑板桥尹山东范、潍时也经常轻车简从，访民情，除民害，深入农村，探问农桑，了解下情，访贫问苦，免除陈规陋习，决不扰民。“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涂进，惭愧村愚百姓心”。（《喝道》）郑大令着装俭朴，务农为本，常与田夫居垄亩之中。“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呈姚兴滇太守》）
王翱与李春芳、陈献章与韩乐吾、马廷用与郑板桥、周忱与郑板桥何其相似乃尔！澹园老人在《科目》中还记有明“状元入阁办事者十一人”中有“李春芳”，“状元官学士者二十三人”中有“李春芳”，“状元有谥者二十七人”中有“李文定春芳”。至于《玉堂丛语》在《行谊》和《长厚》中两次提到洪武间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自辽阳放归，买地一区，为终老计。方往经营，闻老翁哭声甚哀，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偿公帑，翁以无依故悲。公闻恻然，以劵还翁，而不索其值”，与苏东坡焚劵还宅惟妙惟肖。所不同者，朱善还宅于翁，坡公还宅于媪，而宅心仁恕则一。据《玉堂丛语·言语》载：“施槃在翰林，宣宗问：‘卿家吴下，有何胜地’？答曰：‘有四寺四桥，皆胜地也’。上问：‘何名’？应声曰：‘四寺者，承天、万寿、永定、隆兴。四桥者，凤凰、来苑、吉利、太平’。”这位才华横溢蟾宫折桂大魁天下的学者，竟以“四寺四桥”囊括古吴名胜。可见寺桥相依，自有妙境。据邑乘载，昭阳古邑兴化有七庙对七桥：东岳庙对东岳庙桥、城隍庙对城隍庙桥、宝严寺对罗汉桥、观音阁对北闸桥、龙珠庵对万善桥、华神庙对玉带桥、广福寺对广福桥。兴邑乃水乡泽国，拥有五湖、七溪、五十三河、六十四莲花荡，环境皆水，出必资舟，不少寺院皆临近水湄，或在秀水之畔，世代与水结缘，水寺风光，自多佳境。兴邑更有“桥内有座庙，庙内有座桥”，按都天庙河上驾桥为基，桥上建庙。八字桥石壁凿有神龛，桥中含庙。兴化桥内庙、庙内桥可与金山寺裹山、焦山山裹寺相伯仲。
三、《玉堂丛语》对关心民生疾苦、忧国忧民、刚毅廉洁、守正不阿的清官不乏记载。
清官爱民如子，笔下超生屡见不鲜。“周文襄公阅一死狱，欲活之无路，形于忧叹。使吏抱成案读之，至数万言，背手立听。至一处，忽点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政事》）想方设法开脱百姓的死罪，笔下超生成了清官必具之美德，有此德者可以惠及子孙。“商文毅致政归，刘文安见其子孙多贤，乃叹曰：‘某与公同处若干年，未尝见公笔下妄杀一人，宜子孙若是’。公应曰：‘实不敢使朝廷妄杀一人’。”（《行谊》）商文毅即正统朝状元后入阁参机务历兵、户、吏尚书的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进退有度，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晚岁以宦官汪直专权辞官归。刘文安为翰林院编修擢礼部左侍郎的刘定之。清官与滥用刑法残害人民的酷吏不可同日而语。“官到能贫才是清”，宋濂堪称有明清官中之执牛耳者，“宋潜溪临财廉，尝大书于门曰：‘宁可忍饿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为名言。权要非其人，虽置金满橐，一字不肯，纵与之，亦不受馈。日本使奉敕请文，以百金为献，先生却不受。上以问先生，先生对曰：‘天朝侍从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国体也’。”（《廉介》）翰林院侍讲学士刘璟奉使交南，礼成即行。交人敬之，“致馈遗丰腆倍昔，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刘一不顾”。“示以《初入关》诗：‘咫尺天威誓肃将，寸心端不愧苍苍。归装若有关南物，一任关神降百殃’。”（《廉介》）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四、《玉堂丛语》对封建社会六大祸害（女祸、外戚、权臣、藩镇、夷狄）之一的宦官如王振、汪直、刘瑾辈擅权怙恶及正直官吏与其斗争均有记载。宦官本不能干预外政，但因与皇室接近而关系密切，故历史上常造成奄宦专权的局面。“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有明以来，明初御宦官极严。《明史·刑法志》规定“不得识字预政，备扫除之役而已”。《宦官传》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迄永乐间成祖设东厂始委以重任。尔后英宗任王振、宪宗任汪直、武宗任刘瑾，祸国殃民，流毒天下。成化时，“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阉珰竟然把持国柄，紊乱朝纲。“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王世贞《觚不觚录》）明中叶后，大权旁落，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实凌驾于内阁辅臣之上，明代阉宦为祸之烈远超汉唐。刘瑾气焰熏天，炙手可热，朝野皆呼之为“九千岁”，君不见京剧《法门寺》中刘瑾的威风煞气，令人怍愕。然而阉珰寺人不过是帝王家奴，腐朽势力代表者，正直官吏对阉寺不屑一顾，澹园老人笔下不乏记载。如王振千方百计妄想拉拢薛瑄，薛守身若玉，不肯媚珰。“王振之专政也，问三杨曰：‘吾乡亦有可为京堂官者乎？’三杨以薛瑄对，乃召为大理寺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杨先过之，不值，语其仆曰：‘若主之擢，王太监力也，朝罢可诣谢’。明日朝退，又使人语之，终不往。振至阁下，问薛少卿安在？三杨为谢，且曰：‘彼将来见也’。知李贤与瑄厚，令转语之，贤往道三杨意，瑄曰：‘原德亦为是言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复问。一日，会议东阁，公卿见振皆先拜，先生独立，振自是衔之”。薛瑄铁骨崚嶒，不肯阿事大珰，于是，王振俟机欲置薛于死地。“薛文清为廷尉，欲出一冤妇，王振嗾言官劾公故出入人罪，论死，公怡然曰：‘辩冤获咎，死何愧焉’！临刑神色自若”。后来因一偶然事件获赦。“会振一老仆哭于厨下，振问何以，仆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故泣’。振为之动，赦归田里”。（《器量》）土木堡之役，英宗蒙尘北狩，咎在王振，后虽死于乱军之中而不足恤。而与修《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的华亭学士钱溥竟在其墓志铭中“称其忠烈”不亦谬乎！
宪宗时汪直专权，商辂不畏权势，上疏指斥西厂太监汪直十大罪，并敢于回答圣旨的诘责，义正辞严地列数其罪行，终于撤去西厂。“成化中，太监汪直新坐西厂，立威拟至尊，内外官卧不贴席。商文毅公疏直十罪以闻，且云：‘且此人实系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内臣，焉得系天下安危？’太监怀恩传旨，诘责甚厉。文毅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渠敢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诸近侍，渠敢擅自换易。此人不黜，国家安乎危乎？’怀恩闻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厂”。（《侃直》）商辂列举汪直十罪，查抄三品大臣、擒械边关守者、收捕南都大臣、擅自换易近侍，皆属偷梁换柱、无法无天的重罪。商文毅振臂，得怀恩之助，终于抑汪直，撤西厂。
从《法门寺》可以窥知刘瑾的淫威，从高邮诗人王磐赋《朝天子·咏喇叭》可以看出阉宦的暴虐。太监张永谋捕刘瑾，乃得巡抚杨一清指点。杨博学善权变，明晓边事，熟谙阉珰伎俩。张永平定安化王寘鐇之乱，欲回京，杨劝其舍大道由他道迳回京，密奏瑾不轨请诛，并得慈寿皇太后之许。“时永已布壮士自随，是夜三鼓，直至司礼监捕瑾，瑾方调旨进退诸大臣，见永，问曰：‘何为’？永曰：‘奉旨捕公’。瑾大惊，遂就下锦衣狱”。（《筹策》）在抄家时，果然发现刘瑾在两柄貂皮大扇里，已藏着装有机关可供随时发射的两把匕首，反迹毕现，武宗下令将刘瑾处以凌迟三日，剐刀，然后枭首示众。与之结党的马永成、高风、谷大成等“八虎”顿作鸟兽散。阉寺跳梁，可以为乱而不能为变，因其仰帝王之鼻息，而只要封建帝王存在，阉祸就不可能消弭。君不见刘瑾伏法后又出现更凶残的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崇祯杀魏笞客后不久，阉祸更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迄国亡。
五、《玉堂丛语》对文艺巨擘、学界泰斗守身如玉、雅人深致及学术造诣皆有详尽而细致的记载。与沈周、唐寅、仇英齐名而合称为“明四大家”、与祝允明、唐伯虎、徐祯卿齐名而合称为“吴中四才子”的文徵明，品高志洁。宁王朱宸濠慕其名，贻书币聘之，辞不赴。“宁庶人者浮慕文先生徵明，贻书及金币聘焉。使者及门，而先生辞病亟，卧不起，于金币无所受，亦无所报。人或谓：‘王今天下长者，朱邸虚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长卿曳裾乐耶’？先生笑而不答。无何，宁竟以反败”。（《识鉴》）文徵明不愿赴宁王聘，虚与委蛇，特别是有人设问宁王虚左以待为什么不效枚乘、司马相如以曳裾王门为乐？更显示出文待诏志存高远，未卜先知。不就宁王之聘，还赋《病起遣怀》二律以淡泊明志。“词婉而峻，足以拒之于千里之外”。其诗曰：“潦倒儒官二十年，业缘仍在利名间。敢言冀北无良马，深愧淮南赋《小山》。病起秋风吹白发，雨中黄叶暗松关。不嫌穷巷频回辙，消受炉香一味间”。“经时卧病断经过，自拨闲愁对酒歌。意外纷纭知命在，古来贤达患名多。千金逸骥空求骨，万里冥鸿肯受罗。心事悠悠那复识，白头辛苦服儒科”。（《方正》）首律慨叹自己二十年作翰林待诏、经筵讲官，不过是为帝王讲论或校对经史，依然故我，穷愁潦倒。苦乐仍为名利所驱使而不可抗拒。冒昧地说冀北并非人才荟萃之地，非常惭愧不能像八公和大山、小山为淮南王各尽才智。身体孱弱多病，病残之躯，不堪大用，安贫乐道，不离乡里。其中冀北良马、淮南小山皆用典。次律进一步陈述多病多愁，不求闻达之志。文待诏淡泊名利，拒不应聘，澹园老人赞曰：“后宁藩败，凡应辟者崎岖万状，公独宴然，始知公不可及也”。（《方正》）文待诏视金钱富贵若粪土，富商珍宝不能博得先生“一赫蹄”（一薄纸）。不特对宁王，对周王、徽王亦皆如此。“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绝不敢还往者中贵人，曰：‘此国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镜、徽王以金宝缶他珍货值数百镒贽，使者曰：‘王无所求于先生，慕先生耳，盍为一启封？’先生逊谢曰：‘王赐也，启之而后辞，不恭’。竟弗启。四夷贡道吴门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见先生为恨”。（《廉介》）文待诏之高风亮节，非等闲可比。
杨慎字升庵，是明代政坛、文坛上的特殊人物，首辅杨廷和之子。他幼时聪慧，垂髫时赋《黄叶诗》，七岁作《拟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青苔之骨”，佳句迭出，语惊四座，为时人所传诵。正德六年状元，授翰林修撰，嘉靖初任经筵讲官。他的著作疏放脱俗，不为文字所拘牵，而别具新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许他的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而为文也，“贤于何（景明）李（梦阳）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其诗文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曾参与修《武庙实录》，他虽以渊博的知识为世宗所宠信，但又不敢规范取媚，常直言谏上，因议大礼，得罪朝廷，廷杖削籍，被“谪戍云南永昌卫，投荒三十余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他愤世嫉俗，玩世不羁，“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澹园老人不惟记其事，还作出评论：“人谓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赫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任达》）弱侯谓升庵此举当非自污乃壮心未泯耳。更记有夷酋通过伎女得其诗翰，“杨用修谪滇南，有东山之癖，诸夷酋欲得其诗翰，不可，乃以精白绫作，遗诸伎服之，使酒间乞书，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赏伎女，购归，装潢成卷。杨后亦知之，便以为快”。（《任达》）名士风流，雅人深致，一至于此。谪戍多暇，书无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有明推为第一。澹园老人在《丛语·文学》中覼缕其撰著有77部，编纂有81部，集各项资料记载之大成，应有尽有，无逾于此者。他又工乐府，撰有南杂剧、散曲、弹词。江苏兴化陈氏五进士府珍藏有玉峰一崖邱锺仁撰《补订杨升庵史略词话序》、甲辰五月夏至日李清撰《跋》的手抄善本《廿一史弹词》，亦名《史略词话》，是一部长篇弹词，用十段锦曲调传唱，概述从上古到元末二十一朝的兴亡史。清康熙间昆山治《春秋》的学者邱锺仁在《序》中指出此书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及写作目的：“所撰十段锦词话，乃在放谪之日，挹郁不自得。摭往古史传之略，编为弹词，以供好事者传述。大抵言兴亡欻忽，贤愚同尽，皇帝王伯之业，不足当其一瞬，其言近于达观，以发摅其块磊不平之气。然而轻世肆志，菲薄君上之心，亦或不免焉”。词话凡十段，词文前后皆系以诗或词。如《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即为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当为压卷之作。这部词话虽供“田父村姑，弹词为娱”（李清语），然借俗写雅，俚鄙中见典雅，愈俗处亦愈妙处。升庵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因而得到坚持民族气节誓不帝清的兴化明季史学大儒李清（映碧）的赞赏，他病中“独取杨升庵《史略词话》”，“朗吟悲歌，聊自娱，还自伤己”，并对此书“汰繁、易俗、正舛，几费研筹”，“其为完璧”，“即病不能起，犹日把是卷拳拳不能己”。（《跋》）可见，这部词话的价值不同凡响。然亦有诟之者，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云：“读史诗无新义，便成《廿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见仁见智，姑存一说。
其他如：王恕在扬州立资政书院，造就不少有用之材，如泰州储巏等，明中叶多名臣，皆为恕引荐之力也。（《师友》）黎淳主乡试，发奸秉公置名士马中锡于卷首，（《科试》）马即《中山狼传》作者，《红楼梦》第五回：“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即本此。唐代魏徵曾向太宗提出“十思”——“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那是谏臣要帝王积德行义。明杨鼎所书“十思”——“量思宽，犯思忍，劳思先，功思让，坐思下，行思后，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终，退思早”（《行谊》）——则自省，用以“识廉耻”，提高修养。皆有明不可多得的珍闻，《玉堂丛语》中所记载的资料皆可补皇皇正史之不足。。
在《科目》中记苏州“郡学池莲，一茎二花”，“吴县学池中莲一茎三花”，“巡抚周文襄（周忱）见之曰：‘行有当之者’。”尔后，施槃、吴宽相继状元及第。吴人旧传“穹窿石移，状元来归”，后“穹窿山风雨中大石自移”，又出了状元朱希周。据不完全统计，苏州从唐懿宗咸通十年己丑科状元归仁绍起，至晚清同治十三年甲戌科状元陆润庠止中状元者凡51人，武状元6人，一茎二花或三花皆为征候或先兆，古人云“徵兆为之先见”。民谚则往往具有预示性、前瞻性，或然可信。不过，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术解》、《志异》等目所记，毫无学术意义与史料价值，当属糟粕，应予剔除。
《玉堂丛语》不惟具有学术意义、史料价值，而且是权威工具书的释文。《汉语大词典·诅魇》称：“谓用诅咒来害人”。释义后例句为“明焦竑《玉堂丛语·献替》：‘世庙时，有上变言张延龄诅魇怨望，大逆杀人，事颇有状’。”其文字价值不言而喻。
窃以为，焦竑《玉堂丛语》为元明史料笔记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是否有当，幸高明裁之。
主编：潘瑞凯
责任编辑：徐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