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看到的《晋书》是唐太宗时期所修，太宗本人甚至亲自撰写了《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在这一时期的《晋书》是夹带了太宗的私货和唐人观念的。是不是信史，都得一一分辨，可能还不如《世说新语》更能展现当时的社会和士人风貌。
所谓太宗的私货，一者是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父退位的黑历史，急需洗白；二者可能是为晚年废立太子寻找一点理论依据。总之，晋武帝立储不当，导致亡国，是唐太宗急需的“以史为鉴”的绝佳案例，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下《修晋书诏》。
关于曹魏和司马家所代表的的寒族法家和世族儒家，陈寅恪先生已经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但经过仇鹿鸣精细化地梳理，不管是曹魏还是司马家，他们的施政手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包括司马家是如何的由将入儒，又论证了司马家在儒学的修为上并非像传统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长于经学，而是苦读《汉书》，熟知那些名臣列传(由此可知还是功利导向型，也算是一类进化了的儒家世族)。
所以司马家本身的世家背景，应该是既有将门之后的特色，又有儒学之好，但事功之心非常明显，有别于汉时的传统经学世家。
我们熟知的司马代曹的历史是：正始十年()司马懿通过著名的“高平陵之变”将曹家的顾命大臣曹爽缴械，司马家顺利地掌握了曹魏军政大权，曹芳成为傀儡皇帝，曹爽也没当成“富贵翁”，失去大将军职务后，被以谋反之罪处死，夷灭三族。
高平陵之变后才两年，嘉平三年()，司马懿去世，他的长子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的身份接棒成为司马家的领军人物。司马师性格“严毅”，积极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司马家政治力量得以巩固后，做出了一系列高压与独断的政策：废皇后张氏，废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彻底表明了司马氏对曹魏中枢的绝对控制力，朝野一片肃然。
但司马师的废帝行为的结果之一就是淮南的将领们不干了。他们历来忠于曹魏，只不过曹爽之前确实有点独断专行招人反感，所以司马懿以顾命大臣之一的身份来统领朝政时，淮南倒也没怎么激烈反对。但你司马师好端端的，把人家曹芳给废了，这就过了。淮南历来是对付东吴的前站，屯有重兵，所以正元二年()，镇南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矫太后诏，起兵讨伐司马师。
当时的司马师虽然目有瘤疾，还是坚持东征，讨平了淮南的毌丘俭和文钦。但战斗中加剧了他的眼疾，司马师突然发病，死于许昌，年仅48岁。
所以司马家的二代继承人司马师，其实不管在奠定司马家政权基石中最重要的“高平陵之变”（司马师当时为禁军中的中护军，他手里的兵权在高平陵之变中至关重要），还是后来高明的政治手腕巩固司马家势力，废帝废后立威，军事平定淮南等，对司马家来说那都是贡献卓越功勋累累。可以说，他才是锁定司马家政治军事优势的那个人。
只是因为司马师的意外早逝，才让司马昭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匆忙间作为司马家的继承人登场了，才有了之后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无论如何，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不然，魏晋革命原本应该在司马师这里完成的。
之所以累牍连篇说了那么多关于司马师，主要还是想说明他的嗣子司马攸的政治影响力究竟是从何而来。
齐王司马攸，从血缘关系上来讲，是司马昭的次子，因为司马师没有儿子，所以在司马懿主持下过继给了司马师作为嗣子。很多同学在讨论司马攸的地位时，总是会加上他是司马昭的次子这一因素，仿佛觉得司马昭挑司马炎也行，司马攸也行。但这是典型的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古代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宗法是一个绝对需要遵守的规矩，嗣子就是嗣子，承继宗嗣，宗法身份大于血缘关系。
在司马师去世的时候，司马攸尚且年幼，不可能扛过司马家的大旗，所以司马昭接班属于顺理成章。一来司马师还是臣子的地位，大臣都是官僚选拔机制出来的，没有官位上的父业子承，二来司马攸的年龄决定了他无法在此时接棒，否则曹魏势力随时发难。但如果魏晋变革是在司马师时进行，那么太子一定会是司马攸。
而当权力成功地转入司马昭一系时，那么问题就来了，齐王司马攸的位置在哪里？很尴尬是不是？在司马昭选择继承人时，他也必须对司马攸，他的哥哥司马师的嗣子，做出一个交代。毕竟，司马师有大功于晋室。当司马昭向司马家的核心幕僚以及姻亲征询意见时，所有的人都投了司马炎的票。抛开唐人修史的政治背景来看，就中国古代的宗法来看，传给司马昭自己的合法继承人没有任何问题，加上司马炎年长，司马攸比之年幼十二岁，此时晋代曹魏尚未完成，所以在这时选择年长的继承人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真正的焦点在于魏晋嬗代完成之后，晋武帝司马炎对于继承人的选择，以及他对齐王司马攸的态度。
早在东晋时期，人们就有这样感怀家国的讨论：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继家祀，有何不可？’”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
年永嘉之乱之后，晋室被迫偏安于江东，称东晋。琅琊王司马睿成为白板天子，士族随之衣冠南渡。对于贵族阶层来说，好日子结束了，不得不回过头来看失国的教训。最大的诟病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居然用弱智儿童惠帝司马衷做这么一个大帝国的继承人，而不用贤王司马攸。加上司马攸在司马炎逼迫中忧愤而死，这种英雄的戏份自然引起世人的同情。抛开唐太宗对于“立贤不立长”的政治宣传需要，对司马攸的同情其实自东晋时就开始了。
《晋书·齐王攸传》为我们描述的是一个身怀大才、深孚众望，却因为长期被晋武帝压抑排挤，壮志难酬，抑郁而终的希腊悲剧式的英雄人物。
真相如何，史书中很难找到完整的线索。只能通过几件大事的讨论来猜测齐王攸的政治地位以及他对西晋初年政治变局的影响。
之前说过，由于司马师的赫赫功劳，齐王攸作为嗣子不管在司马家还是朝堂都具有很高的人望和政治合法性。所以他作为司马家的继承人两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一次是咸熙元年()司马昭对继承人的选择，这个没有异议，各房亲友几乎全票通过，就是长子司马炎了。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作为司马师的嗣子，他是合法的可以和司马炎放在一起考量的。但司马炎作为世子的名分既定，也就没有司马攸什么事了。
司马攸的第二次的机会却是来自于晋武帝的继承人的选择。本来这也不是一个事，司马炎此时已经称帝，按中国帝位的继承制，父传子是最合法统的，对政权的稳定过渡也最为理想。但是偏偏太子司马衷是个弱智儿童。关于他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当他听说老百姓饥饿没有饭吃以致饿死，很呆萌的问，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
众大臣对于这个欢乐多多的弱智儿童来继承西晋那么大一个产业感到无比的担忧。咸宁二年()，由于武帝意外的病危，当时的一部分朝臣密谋要拥立齐王司马攸，这才引起了武帝的警觉与猜忌。此后武帝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在加强对本房支，也就是皇子王们势力的加持，以及削弱司马攸的影响。
仇鹿鸣认为，在魏晋禅让前后，司马攸作为与武帝血缘关系最近的宗室王，出人意料地坚决拒绝了武帝的特别优礼——武帝令藩王可以自选封国内的长吏，可以视作兄弟二人嫌隙已生，司马攸不得不做出姿态表示忠诚。
但是，在司马昭去世时，司马攸的政治姿态非常耐人寻味。
“居文帝丧，哀毁过礼，杖而后起。左右以稻米乾饭杂理中丸进之，攸泣而不受。”
——《晋书·齐王攸传》
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武帝当时对司马昭的去世表示要居丧三年。儒家是特别讲求孝道的，有点两兄弟争相表现自己“至孝”的一面。
此外，齐王攸无论在自己的封国内和军中，都通过一定的政治经营得到了宗室贤王的美名，加上司马师嗣子的身份，所以政治声望颇高。
一边是弱智儿童欢乐多，一边是素有贤王美名的司马攸，所以咸宁二年武帝病危时，才会有朝臣想着要拥立司马攸。
咸宁二年，武帝病愈后即采取一些列措施罢黜了贾充的兵权（除了贾南风嫁给惠帝这一政治投资，贾充还有个女儿嫁给了司马攸）。然后封杨骏为临晋侯，提升外戚势力。这就给八王之乱埋下了祸首。因为杨骏虽然出身于弘农杨氏，但此人不务经学，声望不高，且志大才疏。
其次咸宁三年()武帝大量分封皇子王，加强本支势力，确立“非皇子不得为王”的分封原则。此次分封的筹划完全来自于外戚杨珧和司马家传统的好朋友颍川荀氏的荀勖。同时，通过规范王国置军制度来削弱王国力量，从此王国军队置于中央控制之下。
再有就是任命辈份比司马攸高的司马亮为宗师，树立宗室威望，管理宗室成员。
所以咸宁三年武帝的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限制以齐王攸为代表的宗室王，从而也改变了八王之乱之前的西晋政治格局。
而在司马师正室羊太后去世时，齐王攸被要求“不得行其子礼”，也是对于司马攸是景帝司马师继承人地位的否定。其实司马攸虽是继子，但对羊太后极为孝顺（人家确实名声好嘛）。最后依贾充的折衷方案，允许齐王攸在“私”的领域中以嗣子身份为羊太后服丧三年，但于“公”只能以一般“藩王”身份祭祀羊太后。
但所有的矛盾焦点，最终都在司马炎强逼齐王司马攸出镇之国这一事件上。可以说，这一事件让所有人对司马攸的同情到达了极点，一时群情激愤，最终在西晋政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谓之国，指的是离开中央，到齐王司马攸自己的封地齐国去。这里先说一下西晋时的分封制，西晋不像汉时，各王虽领有封国，但并不强制一定要离开首都前往封国。齐王不一定去齐国，成都王不一定去成都，有的藩王终其一生都没有去过自己的封国。所以像齐王这样的还能在自己的封国建立贤王好名声的也确见其苦心经营。之国，就意味着离开中央，去到地方，从此远离权力中心。
司马炎的强逼齐王司马攸出镇之国，引起了朝堂之上的集体抗议，演变成了公开的朝廷论战。宗室诸王方面以扶风王司马骏为首，甚至为此病发身亡。
“及齐王攸出镇，骏表谏恳切，以帝不从，遂发病薨。追赠大司马，加侍中、假黄钺。西土闻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
——《晋书·扶风王骏》
而王浑为首的一批大臣不惜冒死进谏，提出了用司马亮辅政不一定就没有风险，而且重用外戚杨氏的危机，同样有前朝“七国之乱”为鉴。王浑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齐王攸、汝南王司马亮、外戚杨珧共同辅佐太子，相互制衡。但此时的司马炎已经下定决心，要将司马攸彻底扫除出权力中心。
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加上司马攸的拖延不动，形成了皇帝与群臣僵持不下的局面，最终在以太常博士为首的士人阶层抗议反被治罪后，司马攸被放逐已成定局。司马攸忧愤而死，武帝获得了最终胜利。
但这一事件对西晋政局的一个无法逆转的影响就是，士人官僚阶层对于外戚杨氏主导的这次放逐司马攸的做法反感之至，已无法合作，多人因此事件被贬官。加上杨骏本属庸才，没有政治手腕，所以虽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手握大权却被贾南风反杀。
晋武帝安排的杨氏外戚一族与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政的并没有长久，晋武帝去世仅一年之后，年，杨骏被杀，夷三族。同年，司马亮被贾南风设计杀害，成为八王中被杀的第一王。
司马攸悲剧的连锁反应一直传递到下一代——继承齐王名号的司马冏是司马攸的次子，他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司马攸去世十八年后，司马冏进入洛阳，执掌朝政，并坚持居住在父亲的故府，其中表达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
司马攸曾经两次作为晋室继承人的候选人，最终天时人和各种因素未能如愿，忧愤而终悲剧收场。但他为自己塑造的贤王形象在历史上还算根深蒂固，加上唐太宗修晋史的推波助澜，终于成就一代悲剧英雄之名。
而晋武帝司马炎对司马攸的处置也让整个帝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西晋朝堂格局被打破，只能依赖志大才疏的外戚杨骏和花架子王爷司马亮，司马一族最具威望的两位宗室王司马攸与司马骏先后撒手人寰，为后来的八王之乱时司马氏的群龙无首埋下了祸根。
后人时常拿晋武帝选择痴呆太子来做继承人说事，这么重要的帝国交在一个智障手中确实是一个雷，但是司马攸事件像一个催化剂直接导致了西晋政治力量结构的改变，晋武帝死后仅一年“八王之乱”开始爆发，西晋急速地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