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论“才”直接源于名士的人物品评。人物品评是由汉代举荐用人制度而来的，是对人的才能进行评价鉴定的一种形式。
由汉末至魏晋，用人制度的变迁，用人标准的变化，人物品评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
一是在品评标准上，从之前单一的重德行向重才智和多元标准转变，这反映出魏晋南北朝士人价值取向的变化：由儒家的重社会道德价值向道家的重自然情性价值转变，表现在人才观念上就是重视个性和自我价值。
二是在品评形式上，由紧贴用人制度到脱离用人制度，在名士中形成了一种人物品评的社会风气。
为此，名士对人物才性的品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才观念的思想萌芽和社会基础。
0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与清谈
一、名士
从汉末的清议到魏晋六朝的清谈，都离不开名士的人物品评，当时对人才的鉴赏和识别成了士大夫们的重要活动之一。人物品评在当时的社会蔚然成风。
名士有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名士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就是有名望的士人，然而在个别地方，还有诸多特殊含义。
名士的称号由来已久，一直是与士人和用人有关，在先秦时指已知名而未出仕的人和刑名之士。虽然名士古已有之，但到了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才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到了汉代以后，名士成为声名显著而未入仕之人。到了东汉时期，名士便缺少了传统的“德行贞绝”品格，开始积极入世。如《后汉书·方术传》所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
至魏晋，名士成为一个特定的群体，主要指有一定地位和名声的清谈家。《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可见名士的称号与其实际含义随社会变迁而经历了一个转变。
从以上史料来看，自先秦以来，名士一般是指士人中有名者，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具有不同的特征。由汉末至魏晋，名士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并且亦形成规模，成为士人群体，也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形象的代称，成为士人的典范和士人追求的一种人格模式。
名士这一特征的形成是与社会用人制度、用人标准、社会主流思想，以及社会的人物品评紧密相关的，并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汉末，受察举清议制的影响，并受儒家经学的影响，用人以德行和经学水平为标准举荐孝廉和秀才。为此，在东汉末年，尚名行、重气节成为风气。选官与人物品评相关联，普通士人一经“名士”品评荐举，随即获得声名和登进仕途的资本。
东汉末年，“名士”成为士人身价的标志和进身的资本，亦成为士人追逐的目标。“名士”本意的内涵是“经明行修”的士人典范，但是由于名士的名声大了能给人带来好处，所以出现了滥竽充数、名实不符之辈。
到了魏晋后期，“名士”已然沦为欺世盗名、轻薄无行的假名士。大部分名士成了矫饰虚伪、“刻情修容”以要声誉的虚伪君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东汉大一统封建政治的崩溃和经学束缚的解除，儒家道德准则失去了绝对的权威性，社会处在变动不居、儒道名法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杂处并存的时期，用人标准亦由单一的儒家道德标准向重才智、重事功的多元标准转变，人物品评的标准也由儒家的尚德向道家的尚性、重自然之性和法家尚才、尚智转变。
为此，与人物品评紧密关联的“名士”特征，亦随时代思潮、品评标准而转变。魏晋时期名士少了传统的“德行贞绝”的品格，而崇尚纵情任性，不为官场所累，追求清谈。
二、清谈
清谈，通常把它等同于魏晋玄学、魏晋玄谈。
唐长孺先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在玄学尚未兴起之前，就有“清谈”一词。“清谈”在当时的含义只是“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人们以清浊之分来论正邪区别，所以清谈亦称正论，主要是对具体人物的批评。
与名士的产生一样，清谈也与东汉征辟察举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早期作为征辟察举制度的依据。这一使用方法一直沿用至南北朝。
清谈的内涵由人物批评逐渐转变为抽象的人物理论和玄理的谈论经历了一个过程。据史料记载，“清谈”一词的使用，起源于东汉末年的清议品评人物。在当时的选举制度之下，品评人物成为选官的重要依据。
随后的发展，清谈由紧贴政治用人制度，逐渐向远离现实政治的玄理靠近，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魏晋时期最早记载清谈一词的，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汉纪》郑泰说董卓的一句话：“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
“嘘枯吹生”此处是指“臧否人物”，后人用吹嘘典故虽已脱离原先的用意，但是仍含有品评人物的意思。清谈与清议大概相同，均指人物批评。由此可见，孔伷的清谈即清议。
延至东晋、南北朝，人们仍沿用清谈一词来指人物批评、人物评论。《抱朴子·疾谬》曰：“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丑辞嘲弄为先”，“虽不能三思而吐清谈，犹可息谑调以防祸也”。西晋葛洪所说清谈是指品评人物的清议，可由“嘲弄”“谑调”而知其内容。
从中可以看出“清谈”指的是人物品评。据《世说新语》、《晋书》等史料记载，在魏晋时期谈论玄理问题的，多称之为“清言”，也有部分用“清谈”。《世说新语》中仅有一例称之为“清谈”。
《宋书》中是从人物品评角度记载的：“世重清谈，士推素论”。而在《晋书》中涉及玄理的地方多以“清言”字样出现。
由此看来，“清谈”分为两种，一种是指名士间以人物品评和抽象玄理作为内容的专尚谈论的活动。
它是从汉末清议臧否人物发展而来的，延续至魏晋南北朝的一种社会风气。另一类“清谈”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论辩方式谈论宇宙、社会、人生的一种交流活动。
总之，名士与清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此二者又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人才、品鉴人才的风气密切相关。
名士是汉末至魏晋以来思想活动的主体，清谈是名士进行思想活动的形式；用人制度、人物品评是魏晋时期独具特色的人才观的社会背景，而探讨人的才性问题则是贯穿魏晋时期思想活动的主线。
02人物品评与用人制度
从汉末的清议到魏晋六朝的清谈，主要都是围绕人物评论来展开的，所以对人才的鉴赏和识别就成了士大夫们的重要活动之一。
汉末至魏晋，人物品评之风兴盛，与汉代以来的用人制度有密切关系。由西汉察举制、东汉征辟制、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等用人制度的演变，导致用人标准发生了变化，这是人物品评的直接依据和价值取向的现实基础。
一、汉代察举制及其流弊的影响
两汉以儒家思想治国，在选拔人才方面实行察举制。察举制始于汉武帝时期，与诏举贤良的对策取士制度并行，还有举孝廉的选拔人才制度。
武帝即位初期，董仲舒应举贤良的对策，提出岁举孝廉的建议：“臣愚以为使诸列候、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使“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才尽其用；其二是进行道德教化，是“廉耻殊路”，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两汉在人才选拔上尤其注重“孝”，所谓“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这使得孝成为从政者必备的素质。孝廉为孝子和廉吏的简称，开始时在民间举“孝”，在吏兴“廉”，至武帝时则孝廉合一。
孝和廉本来作为士人一般的伦理要求，却成为官吏选拔的标准，这反映出汉代取士用人注重德行的特点。
汉代察举制对人物品评和才性问题的直接影响就是，汉代察举制的科目成为了人物品评的才性标准，形成了重名轻实的社会风气。
到了东汉末年，逐渐暴露出这种用人制度的弊端：一方面，皇帝和少数高级官吏掌握选拔人才的大权；另一方面，任人唯亲，看重权势，结党营私之风盛行。因而使得荐举品评成为虚设。
在当时所举荐的人才，名与实际德才相背离的现象日益严重。由于受用人制度的影响，人物品评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部分，其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仍以统治者、士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才性标准来品评人物；另一方面亦将评论的中心转向对名实不符合本末倒置现象的批评。
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自汉末至魏晋，社会批判的思潮将矛头指向浮华虚伪的社会风气，兴起了一股追求本真的思辨潮流和生活风气。自魏晋开始，用人模式由以“名”为标准转向以“实”为标准。
二、曹操的“唯才是举”
魏晋之际，作为统治者，首先提出才重于德的是曹操。
由于当时社会动乱，所以急需一批有识之士来帮助曹操开创基业，曹操把人才选拔的标准定为唯才是举。
曹操在《求贤令》中以管仲、萧何、韩信等人为例，论证了他“唯才是举”、“不惟德修”的用人思想，因而使得一大部分在传统意义上的有道德污点的人才得以被重用，出生卑贱、门第低微的有识之士也拥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
此令一出，引来了大批投奔他的人才，这就为曹操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在德才问题上是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他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所以在当时提出“唯才是举”也是出于当时时局动荡的原因。
从曹操的求贤令来看，用人标准由汉代的德才并举以德为重转开始向德才分离，以才智为重转变，从而使得人物品评的价值取向也由汉代的重孝廉、举贤良的道德标准向重才智、尚功能转变。
汉代选官把德行放在才智之前，这种重德行的倾向，就说明当时的人才观意味着有德者必有治国之才，大有将才性与德性等同的意味。反观曹操的用人政策，显然是将德与才分离，使“才”的要素从“德”的要素中独立出来，选拔人才方面对于德才兼备的要求也并不严苛。
由此看出，这一时期更加重视人才的才智，对德行的要求则处于从属地位。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曹魏士人，因用人标准的急剧转折，重新对人的才性进行思考，是魏晋人物品评之风盛行的直接原因。
三、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创设于曹魏年间。九品是指对人才进行优劣品鉴，《宋书》记载：“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中正”是指政府指派的主持州郡人才选举的官吏。
魏文帝接受陈群的建议，指派特设的中正主持选举。设立新的选举制度的本意在于纠正东汉官吏选拔的弊病，使人才选拔重新归于公正。据史料记载，九品中正制考察选举仕人的条件有三个：一为家世，二为状，三为品。
九品中正制实行初期，仍较为重视人的才干，当时人才的选拔中对德行的考量离不开对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