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人物品评之风渐盛，班固《汉书·古今人表》把人分为九等，对人的品评逐渐开始有了品第之辨，三国时采取九品中正制，即是由此而来。人物的品第批评成为世风后，这种方法带给文人以启示，使得品第法逐渐走入艺术的品评中。而各种文学艺术的批评中，围棋最早引入品第批评。
魏邯郸淳《艺经》首先把棋手分为九等，这当是受人物批评的影响。后来晋范汪著《棋品》也对棋手的等级进行了划分。围棋最先采用品第品评方法可能和围棋棋手的等级高下很容易区分有关联。自《棋品》后，艺术中用品第批评的门类逐渐多起来，如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等均采用品第批评的方法。
品第批评的产生。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注重社会等级的国家，往往习惯于把人按种种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以此来表明各个级别之间的身份不同。孟子按照人的道德品格修养把人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并以此标准来品评人物。到了汉代，官员的选拔大多采用“察举制”和“征辟制”，这样的选材方式，客观上促进了人物评定的发展。
汉代之后，受“九品论人”的影响，再加之魏晋时期士人十分注重容貌，风度，才性，品格等各方面的修养，一股对于人物进行品评的风气迅速蔓延，成为风靡一时之风景。晋代张辅著《名士优劣论》，对于古时同时代相去不远又有共同点的贤人进行比较，从而判别优劣，今存四篇，分别对管仲和鲍叔、司马迁和班固、乐毅和诸葛亮、曹操和刘备进行了对比。
魏晋时期，还有另外一本著作对于人物评价进行了较多的记载，那就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时期士人的言行，对于那时的社会风貌有较真切的反映。《世说新语·品藻》对于当时的人物品评有较集中的记载。最简单的是两人相比分出优劣。有时候两人不分上下，伯仲难辨，作者往往相提并论，却也并不比优劣。
人物品评之风的流行，最后导致了对人物进行分品的习惯，名士往往争当第一流人物。魏晋士人追慕风流，人人想当第一品之人物。然个人天资有别，不是每个人都能如“第一流”之人物，如若被评为第二流，那就只能常常“失色”。由此可见，分品评论在魏晋时期已经蔚然成风，是这一时期一种人物品评常用的方法。魏晋时期又是文学和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这种品第批评法自然也会被用到其他艺术中去。
围棋之品第批评。在围棋方面，最早运用品第批评的人是邯郸淳。魏邯郸淳在《艺经·棋品》中把棋手的水平划分为九等，这种观点被宋代无名氏收入《棋经十三篇》，到了元代，严德甫，晏天章的玄玄棋经收录了《棋经十三篇》，并且对这九种等级进行了解释。
邯郸淳仅仅是对围棋棋手等级的评定提出了标准，但是对于各个棋手的具体水平划分，此时还没有出现。这可能和当时对于棋手等级品评还不是很繁荣的现状有关系。直到到了晋代，范汪著《棋品》对围棋的棋手水平进行了划分。最早对围棋进行品评的著作是范汪的棋品。到了南朝，围棋的品评活动更加频繁据现有的资料看，南朝时期至少举行过三次大的品棋活动。
第一次是齐武帝萧颐发起的，关于这次品棋参加的人数和最后品评的结果，史籍资料中并没有保存下来，现在也无从知道。后两次的品棋活动都是梁武帝时期进行的。第二次在天监年间，对于这次品棋活动的规模和最后的结果，南史中有更详细的记载，为了表现对这次品棋活动的重视，梁武帝还令当时大文人沈约为《棋品》写序。第三次是在梁武帝大同年间。这次主要是对第二次品棋活动所编《棋品》的校定工作，此时柳恽等已去世。经过围棋品评，当时有名的棋手大多有等级之分。
对于人物在文学方面的水平进行比较是自古而有的，汉代的文献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到了魏晋，文人在品评诗人时也是常常不自觉的说出优劣的，杨修《答临淄侯笺》中以“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来评价曹植。曹丕《典论·论文》言：“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关于当时论文比较优劣之风，可见一斑。
文学评论一直发展到了梁代，才有了系统的对于诗文的评价。那就是钟嵘的《诗品》。钟嵘《诗品》主要对由汉至梁的一百二十三位诗人的五言诗进行品评。分上、中、下三品，上品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作者最欣赏的，是由曹植、刘祯、王粲等代表着“建安风骨”的诗人，而他反对的则是以沈约为代表的讲究形式辞藻的齐梁诗人。
而对于写此书的原因，钟嵘在序言中有所交代。他对以前的文学批评有所不满，由于对以前文人论文的方式不满，钟嵘因此做《诗品》，并用三品论人的方式来评论诗人。和以前那些零散的对文学的评论相比，钟嵘的《诗品》独出机杼，具有时代开拓的意义。钟嵘和之前的文人相比，具有更自觉的品第意识。
总之，钟嵘以前对诗人和文章品评优劣都是零散的，没有系统构架的，只是诗人对别人不自觉的评论，没有完整系统，不是品评人有意为之。而钟嵘的《诗品》却自觉的运用品第的批评方法，明确的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创作，不同于以上文章中对文人优劣的简单评论。对于《诗品》自觉运用三品品评的创新，日本学者兴膳宏在《诗品与书画论》中说：“钟嵘自己没有说他仿效‘博弈’的评价法，但由于‘博弈’的品等论与书论一样都具有古老的传统，所以可以认为它曾给诗品的发想以某种影响。”
棋论对文论品第法的启发。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是魏晋南北朝文论星空中两个璀璨的明珠。两本书都对后世的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钟嵘在这里把诗歌和围棋相提并论，认为诗歌和围棋都是技艺，有相通的地方。显然钟嵘对围棋并不陌生，或许还很精通。上面提到，晋时的范汪撰《棋品》以九品论棋手，而钟嵘的《诗品》在体裁上也是以品第论人。
在南朝宋时，围棋的品第等级品评已经很普遍，这应该和围棋的实力高下能够轻易判断有一定的关系。到了梁武帝时，曾命柳恽对全国的棋手进行分品普查，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并且命沈约为柳恽所撰《棋品》写序。沈约在序言中对围棋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最后写道：“今撰录名氏，随品详尽，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和沈约同时代且曾经“求誉”沈约的钟嵘一定对这篇序文也不陌生。那么，沈约继承范汪《棋品》的这种分品论人的思想不可避免的也对钟嵘写作《诗品》产生过影响。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刻苦的学习使沈约此后凭借自己的博学做了高官，历仕宋、齐、梁三朝。南朝宋时历任记室参军，尚书度之郎。到了南朝齐时，曾为文慧太子萧长懋太子家令，“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后又跻身于“竟陵八友”，成为名重一时的文豪。钟嵘作为一个位末名卑的落魄文人，自然会对沈约充满了崇拜之情。并且还曾去“求誉”沈约。
《南史·钟嵘传》里说：“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暂且不管《诗品》对沈约的评判是否客观，这里至少可以说明钟嵘对沈约是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