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山拾遗治台能吏黔人周钟瑄天眼

在《刘海粟眼中的黔中诗帅—周渔璜》中,我讲到了在距离贵阳孔学堂31公里的地方有个骑龙村,这里孕育了一代奇才周渔璜和一代廉吏周钟瑄,现在常常被地方学者合在一起研究,称为骑龙“二周”。九十年代初花溪区还成立了“周渔璜周钟瑄研究会”,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其实,周渔璜、周钟瑄互为叔侄关系。周钟瑄为叔,小周渔璜6岁,属“幺房出老辈”。在花溪青岩一带,周渔璜因才情和为家乡建设做出的贡献,民间流传的奇闻逸事较多,而周钟瑄在民间的故事流传不多,以至于他的后人也只知道先祖是一个好官和清官,对于治理台湾诸罗县(今嘉义市)的功绩却知之甚少。然而,周钟瑄在台湾诸罗县却政声卓著,名留青史,被当地人奉为神,供奉于城隍庙。其著有《读史摘要》、《劝惩录》、《退云斋诗集》、《诸罗县志》、《生番归化记》、《松亭诗集》、《白云山序》等。 台湾嘉义市城隍庙供俸的周钟瑄塑像 年3月,台湾嘉义市城隍庙举行周钟瑄建庙周年庆典。据《贵州通志·人物志》记载,“周钟瑄,字宣子,与起渭(周渔璜)皆白纳长官司可敬之裔。钟瑄,又崖州知州宏稷之孙也。起渭为钟瑄族子,而年稍长,且先钟瑄举于乡。然起渭举第一,钟瑄举第二,名相埒,当时有‘二周’之目。”周钟瑄九岁丧母,十一岁丧父,由叔父奕云抚养,跟随其兄钟玮学习。叔父卒后,周钟瑄北上读书京师,被山西督学高其倬、江南督学张志尹、直隶督学周起渭聘入幕府,之后补为福建邵武知县。“抵任三日,捐俸购民屋创造文庙,修茸南宋李忠定公祠(南宋高宗时为相的李纲,抗金名臣)”。当时福建有“陋规”,凡判处“大辟”(死刑)罪刑的,由其出具“红袍银”。“钟瑄以为蔽之以重刑,又责之以出银,非人情,乃自革之。”上报福建总督满宝,颇以为然,“通令省皆如邵武革除此弊。”清康熙五十三年(年),周钟瑄调任台湾诸罗县知县。诸罗县因县治在诸罗山下而得名。当时台湾建置为“一府三县”,即:诸罗县、凤山县、台湾县,隶属于福建省。周钟瑄初至,“无城郭,县署仅破屋三间,附县居民不满三十家,无庙亦无学,春秋上丁,辄结棚以祀先师,事竣则撤之,先师及诸贤诸儒木主,咸篓而藏之。”可见当时诸罗县之荒凉落后。“钟瑄至,乃建学宫,营城隍,起坛兆,始具县邑之制”。主政诸罗县期间,周钟瑄的政绩主要有六项,非常深得民心。 一是改革赋役。周钟瑄到任之前,诸罗县“赋役苛重”,所辖十八社,“社纳银六百两,极少者亦必百二十两;土目通事又岁馈知县银,大社七八百两,中社五六百两,小者亦三百两”,皆为正赋外另取于熟番。汉民又另外供陋规银一万七千余两。老百姓负担沉重。周钟瑄对这些陋规银全部屏除,只取正供粟六万五千石,加一耗折银四千两解库。并“立石县门,永为定则”,番汉悦服。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招募老百姓查勘地势、兴修渠堰,教老百姓耕种方法,提供牛、种、粮和农具给老百姓,不数年,荒地皆成膏腴。百姓感之,号其堰为“周公堰”。 三是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为之设义学,延师课读,教熟番通官语,又择其秀者入学”,当地少数民族非常感激他。 四是促进民族团结。在县城北面三百里的大古伯山区,滨临大海,那里“民不火食,以草蒙首,以麂皮蔽身,无所谓衣冠也”。他们的头目叫阿莫,自古不与外界往来。乾隆五十五年(年)八月,受周钟瑄治理诸罗县的影响,阿莫率部属请求内附。周钟瑄召至县庭,以酒肉款待,授予衣冠,教之拜跪之礼,再三抚慰,阿莫大为感动。旬日,阿莫尽率部落三千余人往县城迁徙,周钟瑄择平地给予安置,“授土田,给糗粮,使耕稼焉”,生番从此安居乐业。周钟瑄为记录此事,写成《生番归化记》。总督满宝将此事上报,朝廷大为嘉许。五是建言对台政策应“宽以柔之”。总督满宝主张搜捕朱一贵余匪八十余人,斩尽杀绝。周钟瑄再三劝阻,认为都是良民,乃官府逼迫所致,终未搜捕。巡抚黄国材主张重新丈量土地,查清老百姓隐匿的田亩以增加赋税。周钟瑄认为“台湾居海外,宜宽以柔之”,终未丈地。六是修纂《诸罗县志》。周钟瑄认为,《台湾郡志》的编纂,是在“草昧初开,法制未备”之时。面对诸罗县的有关记载,由于该县“延袤千里,山海崇深,所见非一,传闻异词,其记载寥寥,疑信相伴,诚无足怪。至于今,不可同年而语矣。昔之鹿场,今之民居;昔之丰草,今之嘉谷;昔之椎髫,今之衣冠。簿书期会日以繁,规画营建日以多,声明文物日以盛。”为记录已变化的情况,匡补《郡志》之不足,周钟瑄积极主张修纂《诸罗县志》,并得到上级的赞同。周钟瑄主修县志,不仅仅是客观地记述这个县的历史和现状,还着眼于未来,积极提出建议,以供后来者参考。易舜恺先生在《周钟瑄治诸罗》中评价周钟瑄为能吏。郡县治,天下安。县令是否能干,直接关系地方的兴衰。但即使是好的地方官,由于各自的才智不同,对地方贡献亦有大小,故有循吏、良吏、能吏之分。旧渭遵纪守法的官吏为循吏,进一步有利于民者为良吏,再进一步于地方有建树者为能吏。周钟瑄治诸罗,屏除陋规,不多征赋税;开渠堰,教民稼,发展生产,是循吏而又良吏者也;其地汉番杂处,民族情况复杂,周钟瑄到任之初,即意识到搞好民族关系之重要性,严禁汉民及熟番进入生番地界,以免滋生事端。生番见县民不来滋扰,又见熟番从事农业生产,安居乐业,影响所及,自觉率部落三千余人来归,周钟瑄又善遇之,是良吏而又能吏者也。周钟瑄治理诸罗三年有功,提拔到山东高唐任知州。离任后,老百姓感念他的德政,为他立祠塑像。康熙五十九年(年),升吏部员外郎。后因朱一贵在台湾作乱,福建总督满宝、巡抚黄国材以“钟瑄治诸罗有善政,为番汉所服”,上报朝廷,又被朝廷“令以员外郎管台湾知县事”。后又“施加郎中,管台湾知县事如故”。再后来,任过荆州知州,因“荆关税务耗米被议,数年始决,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八年(年)始离荆州,“士民送之者载道,祀之刘昆祠中,又特立‘周公祠’以祀焉。名所筑堤为‘周公堤’,以志去思”。乾隆九年(年),他的儿子明德请求代父效力,才得以还籍。乾隆二十八年(年),周钟瑄卒于老家骑龙村,享年九十二岁,坟墓在今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公鸡坡。周钟瑄年九十犹手不释卷,每训子孙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我生平得力在此”。 周氏宗祠 周钟瑄墓 周钟瑄文化交流中心效果图(花溪区在建工程)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1、《周渔璜、周钟瑄研究资料专辑(第一期)》(年);2、花溪区政协编《周钟瑄文化研究资料专辑》。   作者简介:龙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研修部部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来源孔学堂编辑邬建玲陆维刚编审李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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