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太玄》与六朝玄学之关联，亦如上所述。那末，接下来笔者要讨论的，是扬雄及其《太玄》对六朝玄学到底有何启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学术取径的启发
首先，在学术取径上的启发。六朝玄学儒道兼综、《老》《易》结合的学术取径，与扬雄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儒道兼综是玄学主要的知识取径，如玄学家王弼、何晏“好老氏之学”，“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然王弼注《周易》，又注《老子》，还撰有《论语释疑》。何晏注《道德经》，撰《道德论》，又著《论语集解》，其儒道兼综的特点相当显著。实际上，他们就是以《老》注《易》，·以老子思想解释儒家经典，调和“自然”(道)与“名教”(儒)之关系，从而建构起玄学新理论。
学者治学在知识取径上兼综儒道，可谓源远流长，在汉初陆贾《新语》、刘安《淮南子》等著作中已见其端倪。学者讨论玄学儒道兼综之学术取径的渊源，或以为始于刘韵之《人物志》，或以为始于王肃之《孔子家语》，或以为始于马融，皆是就其近源言之。
若就其远源来说，则应始于汉初。不过，汉初学者之儒道兼综，还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自觉地将儒道兼通并以此构建学术思想体系者是扬雄。考虑到扬雄《太玄》与六朝玄学之间密切关联，笔者认为，玄学家儒道兼综的学术取径取资于扬雄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另外，玄学家儒道兼综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三玄”，将《老子》与《周易》互通互释。其实，以《老》释《易》，亦与扬雄有关，或者说此风起于严君平，而发扬光大于扬雄。扬雄“太玄”论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支撑，就是以《老》解《易》，《老》《易》通释。
还有，名教与自然之关系是六朝玄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从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论，到阮籍、稽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到裴颁、郭象的“名教即自然”论，无不围绕此问题而展开。玄学家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体现了他们调和儒道之意图。
“自然”为道家所崇尚，故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论;“名教”为儒家所推崇，指的是汉代以来确立的社会秩序和组织原则。事实上，调和道家“自然论”与儒家仁义论之关系，在扬雄的思想建构中已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
如前所述，在《太玄》中，扬雄一方面有取于“老子之言道德”，推崇“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提出“玄法自然”之观点;另一方面他又扬弃老子“捶提仁义，绝灭礼学”之偏见，声称其《太玄》是为“仁义”而作。其调和儒道、融通自然与名教关系之努力，是相当显明的。这种知识取径，于六朝玄学家来说，应当是有所影响的。
学术方法的影响
其二，在学术方法上的影响。一种哲学思想新体系之建立，必有赖于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被发现和被利用。六朝玄学新体系之建立，则有赖于玄学家在学术方法上的突破，此新方法，一是汤用彤揭示的“言意之辨”，二是冯友兰揭示的“辨名析理”。即六朝玄学家是通过“言意之辨”(有王弼之“得意忘言”与郭象之“寄言出意”之别)和“辨名析理”之新方法的发现和使用，从而建构起玄学新体系。那末，这两种学术新方法，与扬雄有无关系?有何关系?清况或许相当复杂，目前尚难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扬雄的著作中，确有关于言意关系的讨论。
很显然，扬雄的言意论，介于“言尽意论”(圣)与“言不尽意论”(众人)之间，与老庄的“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说”均有区别。其与玄学家“言意之辨”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兹不具论。
另外，玄学家“辨名析理”之学术方法，亦即当时流行的“名理之学”，其最初重在讨论人君臣民各尽其职守的“名份之理”，即名实相副的问题，进而讨论品鉴人物之标准，而逐渐趋向于“辨名析理”，便形成专门的“名理之学”，或称“形名之学”。在扬雄的著作中，名实问题亦是一个时常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