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作为一个北方世家大族与南方豪族共同拥立而成的政权，其内部的权力斗争相较于其他朝代来说，尤为激烈，北方衣冠南渡的王、谢、庾、郗与南方原有的江东豪右周、沈、朱、张、顾、陆等氏冲突不断。北方南渡者多称侨姓，而南方则为吴姓。况且当年南方经济不比北方，开发尚晚，北人南来，侨置郡县，封锢山泽，抢占良田，就连中央授予官职亦南北有别，如南齐时，孝武帝欲令张绪为右仆射，问到王俭时，其言道“南士由来少居此职。”王俭为琅琊临沂人士，其虽生于南方，仍认自己为北人，可见南北矛盾之深。不仅如此，北人衣冠南渡之后的侨姓之中，亦有早过江和晚过江之区别，如《宋书》中记载到，杜坦曾在宋元嘉中受到重用，但因为晚来渡江，“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而杜坦自己也曾对宋文帝说“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如此这般，怎能不生矛盾？东晋之内乱，缘由众多，其源头应回溯至西晋开国之时，如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所言“历史的演变，并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逻辑，倘使当时的新政权，能有较高的理想，未尝不足以把将此成长的离心离德重新团结起来，而不幸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曹丕仔细分析，曹丕逼退献帝，自然不能用忠义来自比，更不会以此来教化人民，而转而强调孝的作用，至于西晋，得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又承袭于曹魏，自然更强调孝悌的作用而忽略忠义。如《晋书》中大书特书王祥之事，便是至孝的代表，其在《晋书》之中的列传开头便述其至孝，以致“年垂耳顺”待其继母去世之后，方才入仕，官至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真可谓是西晋开国之老臣。而于此时，人们多治玄学，如嵇康，阮籍、山涛等，皆是对东汉以来的名教之学不屑一顾，而求学问于老庄玄学，而其下诸人，学其行为，却不懂其内涵，将玄虚转成于荒诞，如《世说新语》之记载“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鮷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如同疯癫之状，却是当时所追求的所谓名士风流，成为一个“放荡不羁，个性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蔑视礼法，笑傲王侯”的时代。如此这般，自然无法以东汉以来的儒家伦理纲常而约束时人，因而出现了“废职待客，比之周公。养徒避役，拟之仲尼。弃亲依豪，同之游、夏。”如此言论，将东汉以来名教之传统尽数破坏，不尽忠职守，以私事妨碍公事，反而得周公之美名；蓄养私徒，脱逃税役，也能与孔子并论。现在看来如此荒诞之言论，却深入当时的士族名士之心。自然人人不务政事，不理朝纲，闲游清谈，饮酒作乐。至东晋过江之后尤是如此。如王徽之“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如此做官，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值得怀疑。于此时，朝廷重臣多为士族，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上下不通，人员的阶级流动几乎停滞，寒门之人，虽品行出众，九品官人之后，只能成为下品，任职小官；而上层士族，不接地气，不读诗书，多观老、庄玄言，于世事朝政多不关心，反而认为是俗务浊事。这些上层贵族却把持朝政，历任重职。为了谋求官位上升，也为了使士族门第再进一品，勾心斗角，内乱不断。较为突出的便是王敦之乱。王敦王敦。为王导之从兄，官拜驸马都尉，“尚武帝女襄城公主”，算是外戚一类，自然是品类甚高，《晋书》记载其有“奇人之目“，虽不可尽信，但形容其“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蜂目豺声，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形容秦始皇的说法，尉缭说：“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将王敦形如始皇，自然是想说其如秦始皇一般，少恩德而有虎狼之心，野心大，欲害人。后王敦叛乱，果如其言。司马睿王敦，在西晋而生，真正发迹，乃是在永嘉南渡之后。当时元帝司马睿只是一琅琊小王，权势不足，而“（王）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自然，琅琊王氏与东晋皇族司马氏的关系非同一般，就连后来王敦叛乱之后，元帝也不以君臣之礼训斥，而是苦苦哀求。《晋书·卷六·元帝纪》中，永昌元年，王敦带兵杀入东晋首都石头城，元帝仍是派遣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同样在《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曾记载了元帝无奈之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堂堂一东晋皇帝，在其大将、外戚反叛之时，提兵入京之日，只说是劝其不忘本朝情谊，又无奈地说希望归于琅琊，不再为帝，何等的委屈与无奈。虽然此言或许是晋元帝缓兵之计，安抚之言，但也显示出其地位之低。有晋一朝，虽然士族势力大增，权臣屡次当道，但仍是一个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帝制国家，权力名义上仍总于皇帝之手。而在王敦、王导时，“王与马共天下”，皇帝竟只能启用刘隗，刁协等大臣与之相抗。却引得王敦不满，反叛东晋，入主石头。虽然琅琊王氏与东晋皇族于东晋共同掌权，其中有相互借力，保证自身实力的意味，但晋元帝司马睿起于琅琊王，与王氏同出于一方，自然有所亲近。私交亦是密切，元帝一直对王导是以“仲父”的称号相尊，而《世说新语》上亦记载道：“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虽然（元）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王导但丞相同皇帝一同坐于御座，却是闻所未闻。将王导提高到能与皇帝平起平坐，何其荣耀，何其亲密，但皇帝势力与琅琊王氏之矛盾仍是如此，进而刀兵相见，更遑论各个大姓之间的矛盾了。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rzgz/910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