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稳定的许都城下，士人们围绕在汉献帝或曹操这两位均对儒家思想，和文学有深厚感情的核心人物周围，加上许都本地浓郁的儒家忠君爱国、建立功勘的文化氛围，士人追求理想人格的形象模式等。
在这一时期生了明显变化：即由汉代崇尚道德高尚的“圣贤”形象为主，转向以“英雄”形象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功业建树的新模式，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匡救乱世的激情，和英雄立业的情调。
一、乱世催成建功立业的英雄意识
在战争连绵不断、政治局势动荡的背景下，特别在军阀割据、群雄逐鹿的用人之际，正如王箫托名《孔丛子居卫》所言：“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士人靠儒学经典进取之路被截断，他们便满腔救世激情，或倾注于军事策划、或致力于学术文章。
各呈才干、竞相角逐，希冀被某一割据霸主所用，使天下分崩而归为一统，在乱世而治中能建立功业、名留青史。正如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的描述，虽有诬蔑曹操、蒙蔽世人之嫌，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时局混乱的事实。政治领域的圣贤文化也随机逐渐淡化。
各霸主间对智谋才俊等实用性人才的争夺，促使了士人英雄崇拜之风的盛行，除了积极参与战争之外，这时期的士人们更加自觉地，将他们这种救乱世的思想和激情表现出来，其英雄人格也趋向于，崇尚通达个性、强调个人才智、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和务实身份的标准上了，因而呈现出士人争相奔走，追求功业建树的士风总趋势。
虽然在许都汉献帝周围和本土儒家文化浓厚的氛围里，但纯粹的传统儒学和重经典的儒家学说已不占独尊地位，其它思想也较活跃，文人士子们的精神境界也被打开，他们重新挖掘了儒家精神，将“士志于道”的精髓进行了拓展，表现为强烈的个人参与政治、参与社会发展的自觉意识觉醒。
他们不同于汉代稳定时期，儒家士子的圣贤人格理想人格，更多地推崇变圣贤思想为英雄才子的自觉性，更加崇尚持才自守的清高个性和自由形象，这种独特性的个性生命之价值追求，又直接影响了他们作品中的文学观念的趋同性。流露在作品中，他们有更强烈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