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肖德彬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由于受到镇压而失败，不但未能建立新的秩序，统一新的王朝，反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军阀混战、分裂格局，使整个社会陷入崩溃边缘，也导致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地位的不断衰微。随着经学思潮的没落和社会批判思潮的逐步兴起，以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立足于人类理性，站在了经学思潮[1]的对立面深刻地揭露了经学理论上的虚妄，希望将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神学目的论拉回到现实之中，但却终究未能建构起一个包揽宇宙、统贯天人的哲学理念或体系来代替经学思潮。
如果将东汉末年纳入宏观的历史时空来看，经学的没落并不主要是由当时的哲学家所倡导的理论批判思潮所产生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黄巾起义将整个仍处于一统的封建王朝割裂成无数的碎片。于是，如何依据新的形势将这些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重构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思想体系便成了这个这一时期人们的共同任务和时代主题。需要强调的是，就思想解放而言，尽管汉魏之际冲破了经学思潮，但主要关心的仍是从社会所存在的紧迫需要出发，解决具体问题，并不会刻意去建立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或学派。此时，诸子学说作为统摄时代思潮、占据主体地位的儒家之学仍是为其附庸地位，作为儒家学说的一大增补，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中儒家正统地位的根基从宏观上来讲也未曾得到打破或者分裂，“它们的发展趋势与当时总的历史进程相适应，逐渐由分歧走向融合。这种融合受文化传统核心层次的价值观念所制约，不能和儒家的宗法思想相背离，而必须以它为基础。”[2]但在当时，儒家的理论体系已经十分薄弱，以阐发圣人微言大义的经学思潮也成为繁琐的学问，政权腐败，连年战乱，这些都给予经学以沉重的打击。社会的大动乱加速了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势利的形成，具有封建性质的门阀世族地主阶级成了新哲学诞生的阶级基础。新哲学的孕育主要产生于曹魏政权所统治的中原地区。“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邢名。”[3]曹操实行明法之治、以综核名为主导的明理学，主张“唯才是举”，却引起了社会上争名的陋习，片面地将才与德对立起来。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章句受到非议，却使老、庄哲学随即有了发展的空间。曹丕接管政权对曹操的战略做了适当的调整，实行“九品官人法”，但却仍旧沿袭曹操的“以权术相驭”的手段进行政权控制。而随后的曹睿上台实行校事官制度，继续加强权力控制。曹睿和曹丕虽都对曹操的明法之治有所调整，但却都未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性的政权结构。当时，为了扭转明法之治的偏差，逐渐孕育出一种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如管宁“玄虚淡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4]；周勰“常隐处窜身”[5]以此来学习老子清虚无为的思想；又如“向栩字甫兴”终日读老子之说，进而“状如学道，又似狂生”[6]。此时，黄老思想虽不能像汉初一样占统治地位，但道家学说仍因其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的理念同当时的社会状况相迎合而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这就为玄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期，经学天人感应学说的衰落使人们不再将君主作为天神的代理人，于是，理想君主的问题便成为人们讨论的热切话题。尽管卢琉、杜恕、傅嘏等人对此论述了诸多主张，但因新的哲学理论尚未形成，因此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都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作为理想君主的素质。刘邵（-）的《人物志》作为这一时期的总结性著作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