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孔子的举“孝”思想在统治者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宣扬。在当时，董仲舒倡导的“举孝廉”成为了为官选拔的科目，并以礼成法形成制度以这种方式肯定下来。然而举孝制度形成的政治形态衍生出汉末魏晋六朝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期。
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和魏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致使许多文人士大夫惨遭杀戮，频致祸殃，如《晋书》中写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轻薄篇》的张华和同年被害的欧阳健《临终诗》中“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灭患，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
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抒发官场囂尘臭处，世故繁虑。潘岳《悼亡诗》写“怅怳如或存，回遑忡惊惕”，皆都表现出浓重的生死恍惚的忧惧心理。晋时阮籍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比喻为寄生在“挥中”的“群虱”，“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挥中而不能出”，对统治者的形象描述是“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窥视而凌虐，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显而外仁，罪至不悔过，辛过则自矜”的丑陋虚伪作态。
01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选择
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一方面对政治热衷另一方面又因此往往招致灾祸，逐渐形成了与之疏离和弃绝的行世选择，这种疏离与弃绝有三种方式：一是，走进抽象思辨的领域，产生魏晋的“玄学”和“清谈”产生于这种背景；二是，行为上的放达任诞；三是，隐遁山林，寄情艺术。魏晋南北朝最具代表的人物嵇康是位杰出的诗人、音乐家和理论家，在他撰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集中体现他对当时政治生活的态度。
如在他眼中，官场犹如宰割猪羊的场所，不仅膳腥污秽，而且险恶丛丛，令人规避不及。书信中他列举“七不堪”即不能从官的七大理由，比如自己爱睡懒觉就会耽误公差；自己身上许多虱需要时常把搔就不能适应官场的正襟危坐；不喜欢与俗人共事；缺乏起码的耐性难以应酬繁杂费心官事；不善于书写而公文累牍，堆案盈尺；不能应酬事务就会宾客不融洽；不善于悼唁逝词而儒道以礼为重等，以此嵇康表现的是与政治主动的疏离。当然不只是嵇康，又如竹林名士的阮籍、东晋的大诗人陶潜、东晋的大画家和雕塑家戴逵也都是疏离政治的名士。
这是个极自由、心灵解放、富于智慧、情感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与之迷离变幻的时代特征，魏晋文人做出了各种选择，如对政治和世俗生活疏离、寄情艺术与自然融合、超越的人生态度，向着自由的路上建立新生命，精神上的简约玄谈品藻风格形成了一种超然。
02魏晋人物品藻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重在对人内在“神”的把握，它不同于东汉时期对人的“德行、孝廉、仁智”的考察。魏初刘劭的《人物志》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思想过渡环节著作。《人物志》不但注重对人的才能和个性特征的品鉴，还偏重于从容貌出发品鉴内在的本性和神明，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物品鉴和人物品藻风格的形成。
他说“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风貌，则情发于目”为精神容貌人物风度仪表和神气描述。人物品藻还有南朝刘义庆所编《世说新语》，其中《容止》、《赏誉》篇是对当时的名士作的极为美妙的评赞。
如有描写王夷甫的容貌整丽，妙于玄谈，神资高彻、如瑶林琼树；描写潘安仁、夏侯湛有美容，同行时如若连璧的形态；嵇康是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王羲之是飘若游云，矫如惊龙；杜弘治则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王恭濯濯然如春月柳；司马迀轩轩然如朝霞举；张威伯岁寒之茂松；陆机、陆云是鸿鹄之裴回，悬鼓上的待槌；王弥风神清令；郗恢风神魁梧；庾亮神气融散；支道林器朗神俊等。对人物“神明、风神、风度、仪表”的欣赏还有《南史谢晦传》、《南齐书褚渊传》等文献史料。这一时期人物品藻精神自然渗透到艺术的范畴，戴逵成为品藻对象，他是风姿雅量、精于琴艺的风度。
思想领域里社会政治现实的混乱、造成杀戮不止，就便促成文人走向老庄思想的趋势。秦汉的儒学倡导的社会教化礼仪开始被针砭，尽管他们理论观念不是完全一致，有崇道抑儒，有道儒相融，都表现为儒道思想的互换。东晋时期杰出的人物画家、雕塑家戴逵，被称为是悉心俗表，对世俗不通，常常与琴和书为友，他超然绝迹姿态，只求自己的所志，很显然，这种琴艺、玄学熏陶的戴逵人生情态呈现出一派超尘拔俗的风神境界。
戴逵的另外一首诗也写在浓荫和岩流的地方，偃仰栖息在琴音和书画之侧，把心寄望于松竹，采取乐玩于鱼鸟之趣，则乃是浅浅的淡泊之愿，此就完备矣的超然绝俗的艺术胸襟的成就。戴逵也写道颜回的神道是天绝，并非理性可以语象。
而对始伊人，又有谁来怜冥敬仰？所以戴逵称际尽一时，照无二郎。契彼玄际，冥若影响来表达他对孔子的弟子颜回的仰钦之情。戴逵所属超然绝俗的人生情态，而《孔子弟子图》等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作品，故而这些绘画艺术作品共同反映出戴逵儒道杂糅的风格特点。其中可以看出老庄哲学占据了当时艺术家们的思想。其中玄学思想中两个重要论题，一个是“以无为本”，另一个是“言意论”。
汉代常常在物象中寻求某种神秘的启示，说物象的盛衰之事，人事之事，自然之理都是符合政事的法度的。如董仲舒以儒家经典著作《公羊春秋》和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的“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念体系，论证“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的最高主宰，”天”是可以通过”阴阳”、”五行”、“四时”、“气”与人的存在产生沟通和感应关系的。
天与人之间也是“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晴。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天同人之玄妙的感应。汉代的哲学的不完善变象形成了昏暗的社会形态，人性生命的茫然无顾致使哲学思维层面出现自省，重新辩识审查哲学观念，思维的境界，由此魏晋玄学应运而生。都是对“天人感应”、“祥瑞”征兆的离弃，自我又一次认识，架构在本体论上的探讨称之为“无形之状、无物之象”，宇宙本体或道的本体的基本品格就是“无”。
是强调“无”和“无有”是不同于一般物象的有形有状，而是某种确定实在形态。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的无与无有。关于物象，庄子说“凡有貌象声色，皆物也”、凡“有名有实，是物之居”也，这是对物象的描述。本体论倡导不能执着于实物和物象，但也不是绝对割裂具体实物的联系或说与物象之间毫无关系，它是一种在有形有状的实物中显现“无有”之识。魏晋“以无为本”之老庄哲学的发挥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
谢赫说虽然会微略在形至和色泽方面，但是稍稍可以轻得神气，在笔法方面稍稍超越，同样是会有奇观之感的审美创作过程。不执著于物象“体物”和“形色”有限形态，就会“笔迹超越”“取之象外”，达到“微妙”的“无”境界。魏晋玄学这种品格从理论上确立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据。魏晋绘画题材有延续秦汉时期十种题材，又与魏晋品藻风度相结合形成三种新的题材类型：佛教故事题材，文人士大夫题材和仕女题材。
其中文人品藻是与崇尚自由和自觉的思想风气，这批文人为追求炫目迷人的光环会服食五石散、衣带宽散，口吐玄言，吟诗扶琴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特征。文人士大夫题材分为三种情况：文人士大夫肖像写真、文人士大夫生活情态的写照、文人士大夫诗篇写意。在肖像画中有荀勖画钟繇像“衣冠状貌如平生”、顾恺之画裴楷“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南齐殷宿“善写人面，与真不别”。
另有《南史》卷七十一记载说宋明帝喜好《周易》，他尝尝会集朝臣于清暑，诏曼容执经，令陆探微”画其行与己相对”。这时期的肖像画作品还很多，在写像的同时表现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风貌。
还诸如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用鲜明的艺术形式（阳线刻雕）揭示魏晋文人士大夫自由潇洒的生活情态。还有刻画嵇康等名流人物形象。文人士大夫诗篇写意，如顾恺之《陈思王诗》、石道硕《嵇中散诗图》、戴逵《嵇阮十九首诗图》、顾景秀《陆机诗图》等主题无疑围绕文人士大夫，中国画绘画史上较早的诗画融合的先范。
第三类仕女题材，仕女画亦是士女画。《诗经》曰“维士与女，伊其相谑，增之芍药。”《楚辞招魂》曰“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仕女指女子，对女子的欣赏成为魏晋重要的审美风尚。秦汉时期士女指美貌的女子，魏晋玄学影响和人物品藻风气大盛仕女的容貌成为精神性品评，这是仕女品评与超越世俗的融沏。
《世说新语》专列“贤缘”写李伯宗之女“状貌非常”，恒温之妾“肤色玉曜、姿貌端丽”。陆机也写一位娇女小字为纨素，皎皎颇白皙的皮肤，口齿清厉，鬟发覆盖着广额，她的双耳好似连璧，在梳台弄明朝，黛眉清晰的扫迹，以此描述娇女的美貌，从外在神态弄妆的样子等。也有士大夫与女子美貌相融合的审美倾向，文人容貌似妍丽女子也会受到称赞，如阮籍的《咏怀》：“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月光，被服纤罗衣…”，由此仕女审美风气可见一斑，以仕女为题材的艺术获得了较高的成就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取材远古神话、伦理故事，却注入他生活的感受，女子形象都是从现实生活观照体察而来。
03结语
魏晋哲学思想体系的自省，仕女审美与文人情怀，士大夫意志，时代风潮，精神性审美等都有关联，它们一起融合勃发，形成单一的仕女品藻类别，为魏晋文化注入新的观察点。在文化承接深度上重返对女性的认识，和高度的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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