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思想史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出现的三教并立、经学危机，唐儒前贤的探索，民族政权并立引起的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统治危机，一系列的或新或旧的元素最终促使了由外王转向内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学”的形成。
先秦时代，与法家、纵横家相比，儒家之士主张“以道义为己任”，实现寻求知识的“志于道”理想，归根结底追求的是个人层面上道德修养。
把道义视为人生第一要义是先儒之士的共同特质，此后，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陈蕃“有澄清天下之志”，到北宋，范仲淹起而倡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理想主义的宣言实现了对个人层面上“以道义为己任”的超越。
一、书院：“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宗旨
1、宋代书院的发展
书院的出现，要追溯到唐代，书院在宋代的兴盛，要归功于科举，而科举在宋代的迅猛发展，则是国策的要求。
有的典籍记载：“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作为朝廷的职能机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主要职责是收集和编纂经典书籍，出版图书，探讨国家重要活动礼仪等相关事宜，负责皇帝侍读侍讲。
在玄宗一朝前后时期，陆续出现了一些散落于民间的私人书院。宋代书院总数达到七百多所，是唐、五代时期的十倍以上。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宋代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宋太祖于年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此后近二十年时间里，宋代连年用兵，耗费了大量财力，因此宋代财政对于官学教育系统投入严重不足，出现了中央官学不振、地方文化教育瘫痪的局面。为了促进民间办学，北宋政府大力支持民间兴办书院。
宋有祖宗之法曰：不杀士大夫与言事之人。这样，北宋读书人获得了空前的言论自由，自由的言论环境、独立的治学精神，加之书院远离喧嚣的环境，使得书院里研究、讲学、求学的知识精英和士子们能够有一种清高脱俗的雅致。书院蓬勃发展起来。
北宋中期以后，国家实力和财政能力都使得统治者将官学的发展提升日程，开展了三次比较大的兴办官学运动。
这对于北宋初期蓬勃发展起来，但是还不算很健全、很完善的书院来说，考验十分严峻，有的民间书院不得不停办。因此这一时期还比较兴盛的书院往往要转型，突出多样的特色以与官学互补。
私人书院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莫过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世的几个大书院也正是因为有当世大儒坐镇。诸如欧阳修、范仲淹、二程等人积极参与到书院的创办、讲学中，使宋代民间兴起数个思想和学术重镇。
宋代是理学形成的重要时期，书院和理学相互推动，都以恢复传统为出发点，实则面对当下社会，发扬传统开创新义。换言之，书院一定程度上孕育了理学思想，在教学中传播、实践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
2、宋代书院“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教育
以天下为己任的概念，如果溯源，当然是孔孟之道所涉及的士子兼济天下云云，所谓读书人之责无旁贷，然而，要深究北宋书院以此为教育理念的脉络，一气推脱到“理学发展”这种宏观概念上当然是一种思维的懒惰。
孙复是北宋初期创立书院的先驱，同时，也是北宋理学发展的先驱，被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他创立了泰山书院，并以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孔休源为榜样，教育在泰山书院学习的士子要像孔休源一样不仅有崇高的道德风范、还能够熟练处理政务，也就是经世而致用。
孙复提出，书院教育中倡导“以天下为己任”，所谓“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也因此，泰山书院广纳天下贤才，有教无类，桃李满园，开启了宋代书院“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理念之先河。
此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祭酒或受教于孙复，或侵淫于宦途，他们将“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旨越发发扬光大。
在书院教育中，“以天下为己任”主要指向两个标准。其一是“内圣”，修身，追求个人修养个人道德的美好，其二是“外王”，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建立读书人的功业。
所谓内圣。以往以科举为导向的官学教育，不免有功利之嫌，朱熹评论说，时人为参加科举而读书，“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词章愈丽，议论愈高，而其德业事功之实，愈无以逮乎古人。”
书院尽管是官学的有力补充，却相对更为理想化，更加重视学术性、思想性。对于士子的道德要求也更为看重，倡导德才兼备，修己达人。
所谓外王。范仲淹写《南京书院学规》说“登斯缀者，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抑又使天下庠序，视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则皇家三五之风，步武可到，戚门之光，亦无穷已。”
即便书院有游离于现实政治的一面，但由于封建皇权及书院发展的种种限制，其行为规范、治学宗旨等终究与政治道德紧密结合，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