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叶，人物品藻之风颇盛，即便是曹操那样卓异的人物，也要拿刀劫持了执人物清议之牛耳的许劭，经其品藻名气才大起来。许劭的品藻之语，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很符合《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口味，被贴上了“奸雄”的标签，然后就万口流传，俨然是不刊之论。后来的戏曲多把曹操描画成白脸，口口声声骂其为“奸雄”，自然又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许劭的话，其实还有一个说法，范晔《后汉书·许劭传》作“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时当乱世，故其评前半句为虚骂，后半句乃重点所在。“奸雄”与“英雄”，一字之别，却褒贬分明，那么哪一个说法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呢？
曹操像（明弘治刊本《历代古人像赞》）
“奸雄”大概是“奸人之雄”的缩略语，在汉魏时期的人看来，实是一个大大的贬义词。班固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那么任侠犯法之徒可以称为奸雄。又据《孔子家语》载，集天下五大恶于一身的少正卯被孔子称为奸雄；《三国志》里那个曾经试图谋杀曹操的魏讽，也被当时的有识之士郑袤视作奸雄；晋人干宝则更明确地说：“势弱于己，则虎步而凌之，势强于己，则躐行而事之，此奸雄之才也，亦且小人。”（《意林》卷六引《干子》）听到这样一个恶劣的评价，想来曹操是不会“大喜而去”的。
“英雄”一词早见于《六韬》《三略》《韩诗外传》等书中，与豪杰、英俊等语词的意义差别不大。《韩诗外传》云：“夫鸟兽鱼犹知相假，而况万乘之主乎？而独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则岂不病哉。”“英雄俊士”连言，泛指杰出人物。但是在曹操的时代，“英”“雄”二字的含义往往不是泛指的，而有特定的含义。当时能博得“英雄”这一名号的，竟只有两个半人。那半个人是庞统，傅巽目为“半英雄”；另两位是刘备与曹操。曹操有一次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字）之徒不足数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当时正伙同董承试图谋杀曹操，当然也害怕被曹操杀掉，所以筷子都吓掉了。曹操很自负，也精于人物品鉴，自封为英雄实在情理之中，可他怎会随便赠予对手一个英雄的名号呢？刘备一定有过人之处，才会受到曹操的推重。其他人的谈论可以为此提供一些旁证，今据《三国志》略举数例。陈登说：“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郭嘉认为“（刘）备有雄才”，鲁肃和周瑜亦称之为“枭雄”，刘巴向刘璋进谏时也言之凿凿地称刘备为“雄人”。此数人，皆是目光如炬、精于谈论之士，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刘备身上“枭雄”的一面。只有诸葛亮，称赞他的主人“英才盖世”—这话多少有些恭维，不过能从一个靠织履卖席为生而且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成为鼎足一方的霸主，那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三国演义》把他塑造成一个靠哭来赢取天下的人，实在是破坏了他的形象。看来“英雄”的门槛很高，一般人得不到这个名号，即便孙权、周瑜也是如此。陈寿把孙权视为英人，说他“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桀”。较之刘备，孙权之所以有英雄之实而无英雄之名，大概是因为他仰仗“父兄之烈”方成大事，虽守成有余，却不是独立创业。再如周瑜，刘备誉之为“万人之英”，和孙权一样被视为英人。显然，英人与英雄是两类人，含义并不相同。
刘备像（明弘治刊本《历代古人像赞》）
这不同的名目并不是随便设立的，而与汉魏间人物赏鉴的风气分不开。汤用彤先生曾说：“英雄者，汉魏间月旦人物所有名目之一也。”（《读人物志》）要想弄清楚英雄一词，必须对品鉴“英雄”的理论有所了解。刘劭《人物志》云：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牙则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
这种理论，主张“英”和“雄”是两种不同的特质，“英分”比“雄分”更重要。“英”的主要表现是“聪、明”，“雄”的主要表现是“胆、力”；英人的代表是张良，可以为相，雄人的代表是韩信，可以为将。所谓“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是说英人再取雄人的“胆”或“力”之一，或者雄人再取英人的“聪”或“明”之一，然后方可成就大业。与此相应，《人物志》把人分为三等，最高的是圣人，其次是兼才，再次是偏至之才；仅有一种特质的人是偏至之才，而把英和雄两种特质结合起来的人称为兼才。刘邦之所以战胜项羽，就是因为刘邦是兼才，是英雄，而项羽则英分不足。这种理论的对错姑置不论，却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共识，是汉魏之际人物赏鉴所共同遵循的。据此则不难看出，曹操、刘备是兼才，曹操以英分为主，刘备以雄分为主，所以称为英雄；庞统兼有英分、雄分，但是都不够充沛，只能是“半英雄”。而像关羽、张飞这样的万人敌，属于雄人，由于缺少“英分”而造成了性格上的缺陷，其结局就很悲惨。袁术写给陈的信里说：“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归。”雄人多，而兼智勇者少，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当然，真正的“英雄”，不仅仅需要自身明、胆兼备，还要善于团结“英人”与“雄人”，即必须能够如汉高祖那样“总揽英雄”。这一方面，曹、刘、孙三位做得都非常出色。
孙权像（明弘治刊本《历代古人像赞》）
这一理论所标榜的英分、雄分说，可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任嘏《任子》的一则佚文云：“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又如《意林》所引姚信《士纬》曰：“孔文举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孤立。”嵇康《明胆论》云：“五才存体，各有所生，明以阳曜，胆以阴凝，岂可为有阳而生，阴可无阳耶？”五才即五材，即金、木、水、火、土。“明以阳曜，胆以阴凝”，是说“明”乃阳气所聚，“胆”系阴气所凝。这些说法，都把人物的性格特点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可惜资料太少，无法窥见全豹。除了以上的例子，稍后的人还把人物英分、雄分的多寡与地域环境联系起来。《世说新语》云：“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而英多。”其中的“英多”一词，即英分较多之意，后世诗人多用其典。这一学说，与西方心理学气质理论的“体液说”也有相似性。体液说的理论是几种体液的混合构成不同的人物气质；而《人物志》的理论则是聪、明、胆、力四种成分的排列组合，通过人物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气质论现在广为人知，而英分、雄分说则沉淹不彰。
“英雄”成为人物品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汉魏间的事，但依据智慧或德行把人物区分为豪、杰、英、俊等不同名目的现象则早在先秦就出现了，而且已经认识到运用统治术使这些人物各安其位、各尽其用的重要性。《冠子》云：“故德万人者谓之隽，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文子》曰：“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杰，十人者谓之豪。明于天道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乂，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下和，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向仁义，其于化民，若风之靡草。”《文子》及《冠子》，原来都曾被怀疑为伪书，随着定州西汉墓汉简和马王堆帛书的发现，学者们多视为先秦旧籍（或为西汉初年所伪托），足证这一区分渊源之早。这些看法，在《春秋繁露》等西汉典籍中可以看到清楚的流传轨迹，《淮南子》甚至全文照抄了《文子》的表述。像“智过万人者谓之英”之类的看法，乃是汉代人的一种通识，与刘备评价周瑜“万人之英”的说法恰相吻合。关于英雄的品题，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下展开的。
纵观汉魏人物品藻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关于英雄的人物品藻视作汉末人物清议的延续，又是魏晋清谈的先声。正始以后，历史舞台的主角由英雄换成了名士，哲学、文学的风气都变了。除了嵇康的《明胆论》以外，很少有人再来讨论英雄这一不合时宜的话题；即便是《明胆论》，也不再讨论当时的具体人物，而变成脑力思辨的游戏了，这自然与司马氏政权的狼顾狗偷、对名士的血腥镇压脱不了干系。当阮籍在那里慨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的时候，我们分明听到了一种弦外之音，一种言外之意，一种愤怒与无奈。
现在再回过头看许劭对曹操的品目，《资治通鉴》的那个表述恐怕很有问题。这一记载，当是采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的旧文。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名言，也是出自孙盛《杂记》，后来广为流传，与裴松之注引《魏书》的说法完全不同。裴松之曾就孙盛好改易文字说道：“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关于孙盛改易旧文的心理，刘季高先生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分析：“孙盛这样写法，可能别有用意。时桓温之权势，无异东晋之曹操。（孙）盛任长沙太守时，赃私狼藉，曾为温槛车收捕，后始获释，因恶温而连类恶操，借操以骂温耳。《晋阳秋》叙桓温伐慕容燕枋头之战失实，温见之怒，盛乃写两定本寄慕容氏，其荒谬有如是者。”（《曹孟德论》）原来，曹操有可能是受了桓温的牵连。
本文选自《书城》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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